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计划问题上揭露矛盾不够”，“计划上有缺口也不是不知道，但没有引起重视，或者不敢正视现实。不是留有余地，而是留有缺口，盲目gān。还是怕讲缺点，不实事求是。并且还搞了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东西，比如参观多，会议多，省里经常要有一两个书记、常委来应付开会的事情”。
习仲勋还特别提出权利过于集中的问题。认为李先念的讲话，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利过于集中”的说法后退了，只是“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qiáng调要集中统一”。他说：“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统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gān条，以便有所遵循。”
接着，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经济济技术jiāo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gān”。“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习仲勋讲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真是石破天惊，反映了广东要求中央扩大地方自主权急迫而qiáng烈的愿望。
习仲勋的发言内容实在，分量重，受到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的高度重视。
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汇报各组讨论情况，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勋首先汇报了广东的情况，谈到体制机构、环境污染、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旅游事业等问题，并汇报了“去年已与香港接洽一百五十一项，签约一亿五千万美元，今年一季度四千多万美元”的情况。他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说，我们省委讨论过，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又一次讲道：“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他的提议。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华国锋就习仲勋提出的希望中央“给点权”问题时说：“仲勋同志讲，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早就搞上去了。统死了，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他对谷牧说：“小平同志提的问题，会后谷牧同志去广东、福建，还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发展。有关税收、民航、jiāo通、通讯、利润、法律问题，外汇能不能拿走，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展。还有劳务法”等，“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产品不受配额限制”。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习仲勋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gān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对此事印象十分深刻。一九九九年，当大型电视理论宣传片《chūn风绿南粤——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时，他激动地说：
一九七九年我们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时，就包括了办特区的内容，这也是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当时说过，如果广东是个“独立国”，可能几年就上去了。……我当时说“独立国”，是借用的话，我的意思是，广东有许多有利条件，就是缺少政策和体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当时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确，很中肯，他说我们赚的钱是不会落在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的，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在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办特区这样一个大政策出台的思路方面，小平同志与广东的gān部群众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一方面，广东有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这个方面想，并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和福建省的提议，并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中央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具体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
这一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与会的习仲勋和王全国。习仲勋要随从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