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粟裕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但他不跟“风”，而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对党的忠诚判断是非。这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名堂，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而对这两个集团，粟裕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林彪江青的所作所为，他是怀有高度警惕的。
由于林彪集团的主要力量在军队，也就有人来找粟裕，要他“赶快表态吧”，“到了该表态的时候了”。
粟裕听了，没有说话，没有表情。
到了25日，华北组的发言作为全会的六号简报发到了粟裕手上。他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这绝不是个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由于有了这个六号简报，设国家主席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组通过了决议，要求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要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还有人说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
军事科学院的几位中央委员怎么办呢?总得有个态度吧。在小组会上，有人说应该设国家主席，一个国家是要有个元首嘛，也有人说，设不设只是个形式问题，我们国家反正是毛主席当主席。
有人对粟裕说：“粟老总，咱们也该表态了吧。”
粟裕说：“别急，再等一等。”
又有人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被动了。”
粟裕还是不说话。
按说他是军队的代表，应该表示支持林彪的意见。但他就是不吭声。他觉得这背后有名堂。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他出席了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大光其火，点名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
毛泽东说，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有些话提起来有千斤重，放下来只4两。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
这时候，小组的同志们才感到粟裕的深思熟虑。要表态的同志找到粟裕，说“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就犯错误了”。
粟裕还是不说话。
有人说，粟裕的耳朵很灵的呀，怎么
就是没有听见要请江青同志讲话呢?
1975年的四届人大要开幕了。
军队代表团组成以后，粟裕被推举担任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
有人说了，那时开人民代表大会，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举举手就是了。其实，参加了会议的人都知道，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时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江青一伙企图组阁的yīn谋被挫以后，怎么能甘心呢!他是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
对这一点，粟裕是心中有数的。他看到，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却总想插手军队的事情。这是很不正常的，因而对江青的一些言行采取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像一些老同志一样对江青避而远之。
生活往往是这样，你越是躲着谁，谁可能就是要找到门上来。
有一天，工作人员告诉他江青的秘书来电话，说是江青同志要到军队代表团看看。
粟裕听了没有反应，秘书知道，这也是他的一种态度，只表示他知道了。
想想也是，他不欢迎江青来，江青又要来，他能说什么呢?
江青要插手军队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才形成的。不管你是什么态度，她想来就来了。
解放军代表团的几个负责人都在，江青走进会议室。
“早就想来看看军队的同志们。”江青倒也是开门见山。
粟裕他们只好说：“欢迎江青同志。”
“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啊?”江青素有见官大一级的作风，她和粟裕这样的老同志在一起，也是一样。
江青的思维很活跃，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人们也只能跟着她的思路，听她信口开河。
这时，有一位老同志转过身来对粟裕说：“粟裕同志，是不是把代表团集中起来，请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讲话。”
你说要命不要命，粟裕最不想让江青在这里添乱，这位老兄偏偏不开眼。
粟裕赶快和旁边的一个人说话，装作没听见，他希望江青也没听见。
谁知那位老同志不理解粟裕同志的意思，真的以为他没听见，又说一遍：“粟裕同志，咱们集合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
在别人看来，粟裕这回是听清楚了。可他依然和那位同志说话，没理这个茬儿。
江青这时已经完全明白了粟裕的意思，便站起身，忿忿地走了。
不少的同志为他捏着一把汗，也有人说，粟裕的耳朵不背呀，怎么就没听见请江青讲话的意见呢?
当晚，粟裕同志回到家里，把夫人楚青和孩子们叫到身边，很严肃地说：“我今天给了江青一个软钉子……”他如此这般地叙述了一番。又说：“江青这个人，你们是知道的，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你们也要有jīng神准备。”
事后，江青也没能对粟裕怎么样。因此，有的老同志对粟裕说：“装作听不见，也是你对付江青的一招呀!”
粟裕只是笑，不作回答。
邓小平东山再起，粟裕受命南下。
回到北京，他向邓小平、叶剑英作了详细汇报。
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像邓小平这样三起三落的人并不多见。他的三起三落，也使不少的人跟着三起三落。粟裕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起伏，但也跟着小平同志做了不少的事情。
邓小平上台以后，马上着手对部队的事情进行整顿。他和叶剑英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派粟裕下部队做调查。
粟裕决定先去华东。这是很有用意的。此时，王洪文、张chūn桥已在军队窃取高位。而上海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很猖獗的地区。
他们先到了南京军区驻皖部队和安徽省军区。
那个时候，“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的“民兵指挥部”正是很热闹的时候。他碰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十分尖锐敏感的问题。
平时谨言慎行的他，也并不是总缄口不言，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会说出很与众不同的话，会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来。
要不他还是粟裕吗?
会议室里，坐了不少的军政要员，他们是来参加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的全体同志。他们自然想听听军委来的老将军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对民兵指挥部问题，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不少部队的同志看到了军委的领导，就提出全国出现的“工人民兵指挥总部”和地方武装部门谁指挥谁的问题。
这个时候，粟裕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并不很大，却很有力量。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记得50年代。我当总参谋长时，亲耳听毛主席说过：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有民兵指挥部，很值得研究。”
他说出这话的时候，全场没有一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