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百家之学 归六经之业
张载字子厚,祖上世代居大梁(开封).他的家庭是一个仕宦世家.祖父张复,在宋真时任过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亲张迪,在宋仁宗朝官至殿中丞,出知涪州,后来就死在涪州任上.父亲死时,张载和他的弟弟张戬都很年幼,没法回故里,于是侨居凤翔眉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横渠乡),所以后人又称他为张横渠.
张载幼年早熟,父亲还在时,他刚开始从师读书,就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志向和学习的自觉性,得到家人的赞赏.父亲死后,环境的锻炼,更养成了他一种自立jīng神.他刻苦地学习,兴趣非常广泛,当时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他都加以广采博收.
他与陕西分阝县人焦寅关系很密切.焦寅喜欢研究和讨论军事问题.年轻的张载也喜欢议论军事与边防问题.因为当时的陕西一带,正受到西北边的西夏国的侵扰.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21岁的张载决心投笔从戎、立功边陲.他给当时的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地区军务的范仲淹写信,表示愿意联络一些人,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现在的甘肃一带).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学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信中看到这个青年有远识,能成大器,就勉励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引导他读《中庸》,学儒家之学.范仲俺的指导,对他以后走向学术道路,有很重要的影响.
张载按范仲淹的指引,读完了《中庸》,但他并不感到满足,他坚持在学术上进行自己的探索.他研究《老子》、《庄子》和道教的书籍,也阅读佛教的著作,经过研究和比较,最后他还把自己的学术放在儒家文化,以儒家的六经为依归.
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学的地位有所降低,佛教、道教盛行,到隋唐形成三教并行的局面.经过唐末五代的大动dàng,人们感到:传统儒学无论是章句之学或者是天人感应理论,都不能继续担负起维护纲常名教、维系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任务.而佛、道二教崇尚虚无、不涉实际事务,更不适合社会政治的需要.重新确立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价值体系,就需要对儒学进行再创造,这是北宋时代的文化思想界的任务,范仲淹关于读《中庸》的指导反映了这种时代的思cháo.年轻的张载,他开始并不愿意把自己的学术局限在儒学一家之内,他要探索,要比较,因而广采百家之学,最要的是佛教和老庄.一个是外来文化,经过晋、唐时代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已经能与儒家争席.另一个自先秦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在它身上,产生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张载和同时代的周敦颐、二程兄弟,都无例外地研读过佛、老著作并从其中吸取了哲学营养.他们都看到过去的儒学,只讲伦理、政治与人事,而与宇宙本体论脱节的倾向,所谓天人二本.于是他们在批判佛道之学空虚不涉世事的同时,又学习了佛道思想建立在哲学本体论上的方法,来解决儒学体用分离的问题.
张载努力学习当时的各种自然科学,他不象周、程那样从佛道二家吸取宇宙本体论的内容,而是决心走自己独立的学术道路.他把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结合到儒家的哲学中,从儒家六经中讲宇宙论哲学最多的《周易》入手,撰写了《横渠易说》,这是他创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开端.《宋史·张载传》说他元花初年曾经到京城讲学,坐在虎皮椅上讲《周易》,听讲的人很多,可见他对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是很自信的.
张载的学问没有系统的师承,他从无所不学到返归儒宗,与范仲淹的引导有一定关系.他研读佛道而不援用佛道的思想内容,却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以《周易》
为理论框架建构自己的体系,与关中传统的学风有一定联系.早于张载的关中学者如申颜、侯可等人,他们的特点也是注重自然科学,讲求学贵实用.张载虽然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地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张载的学术,主要来自他自己刻苦的学习和探索,在构造新儒学的cháo流中,能开风气之先,也得益于与同代学人的jiāo流.他与洛阳二程兄弟是亲戚,论辈份,他比二程大一辈,二程称他为表叔,年纪也比二程大十来岁,由于共同的理论爱好,他们之间过从甚密,经常讨论学术问题.就在京城讲易学的时间,他们一起讨论了道学的宗旨.据原是张载学生、后来又为二程弟子的吕大临描写这次讨论的情况说:
"先生涣然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所谓"吾道自足",一方面是说儒学的道统本来就可以包容一切,不必借助佛教、道教等其它流派.同时也说明张载创立新的儒学体系的信心.后来二程的弟子为抬高自己学派的地位,想把张载的关学说成学自二程,被程颐本人斥为"肆无忌惮".说张载的学术学自比他少十几岁的晚辈二程兄弟,当然是悖于事理,不过关学与洛学之间有思想jiāo流,这倒是合乎实际.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探索,张载终于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嘉祐二年(1057),他已经37岁了,这一年,他考取了进士,开始走上仕宦道路.
二、躬行于礼教 经世以致用
张载一贯的主张是为学须与政术结合,他大力宏扬孔孟儒学的目的就是要有益于实际的治道.关中学风的特点除了重视自然科学外,就是特别重视"以礼为教".
还未及第时,张载在关中已经有很高的声誉,文彦博在长安任通判时,曾聘请他到学宫讲学,得到长安士子的尊重.登进士第后,开始授祁州司法参军,以后又到丹州云岩县当县令,在县令这种亲民之官的位置上,他开始贯彻自己"明礼教、敦风俗"的政治主张.他任云岩县令期间,经常在一个月中选择一个好日子,准备一点酒席,召集乡里的老年人到县衙里来聚会,他亲自向老人们敬酒,目的是要人们学习和发扬养老、尊老的传统,同时借此机会了解民间的疾苦,另外,还要借助这些乡老,传播自己忠孝仁爱的政治伦理观念.他常常发布有关道德教化的"教告",为了将这些"教告"的内容贯彻到乡民中去,他还经常把基层的乡长们召集起来,当面教谕,再要他们教谕乡里百姓.有时走在路上遇到乡民或者乡民有事到县衙里来,他就要询问某个时间某乡长告诉你们某个事情没有,如发现有些人打折扣没有传达,就要追究这些乡、里基层官吏的责任.
张载倡导的"明礼教",主要是要推行古代儒家的礼仪制度.首先,他力图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这些礼仪规范.对他的学生门徒,他教他们洒扫应对,携老抚幼之礼;在家里,对未嫁之女,也让他们参加祭礼,熟悉一些日常的礼仪规则.他认为当时民间的丧葬、家祭这些大礼,不合古礼的规则,提倡改从古礼.经过他的倡导与身体力行,关中一带形成讲礼、重礼的风俗,用张载自己的话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注].
张载在任地方官期间,注意道德教化的同时,也注意为人民群众办实际事物,如兴办学校,救灾,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北宋王朝经常受到辽和西夏的侵扰,而最高统治者却采取一种防内虚外的治策,致使对外战争经常失败.张载对这种边防积弱的局面感到很忧虑,他青年时代那种为国效命的豪壮气概仍然没有消磨掉.他写了《边议》一文,讨论守城、积蓄、择帅、用将、养兵等边防问题.在渭南时,他直接为渭帅蔡子正出谋画策,对西夏的入侵提出政治、外jiāo、军事各方面应采取的措施.他曾经提出在边防城市实行族闾邻里自保的办法,这个办法是让乡民自己武装起来,保家卫国,"听其依山林、据险阻,自为免患之计",即可以克服朝廷国防费用庞大而边防兵力又不足的困难,又使老百姓无颠乱之忧.这个兵民结合的主张,对于保卫国防诚然是一种有效可行的办法,但一心只考虑自己统治是否稳固的赵宋皇朝,不会采用这种武装乡民的大胆主张.张载这些建议和主张表现出他为学注重实用的jīng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