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_舒大刚/杨世文【完结】(134)

2019-03-10  作者|标签:舒大刚 杨世文

  首先,张栻以"格"为"至",以"物"为"理".他说:"格,至也,格物者,至极其理也.此正学者下功夫处."(《全集》卷26)这就与朱熹格物致知的出发点一致,但他不主张通过"今日格一物一物焉,明日格一物焉"的办法,而是向内下功夫,qiáng调"格物"要以"去心之是非"为先.

  其次,他把格物致知同理欲之辩相联系.张栻说:

  夫心本无非,动于利欲所以非也—…,故当以格其心非为先,格之为言,感通至到也.……所谓格也,盖积其诚意,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无非格之之通也.

  (《孟子说》卷4)

  张栻以"格"为"至","至"就是"感通至到".只要"积其诚意"使无论在动或静的时候,都要使自己的言行完全保持"善"的本性,不为利欲所动,这就是张栻的"格物"方法.他把这种格物方法叫做"收其故而存其良".这是孟子"性善论"、"良知良能"和"养心莫善于寡欲"论的进一步发挥,也同陆九渊的观点基本相同.它对后来王守仁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总之,张栻的"格物致知"论,虽然同程朱有共同之处,但又有所离异,它同主观唯心主义者陆九渊思想却基本相同,但也表现了融和理学于心学的特点.

  在知行关系上,他不同意程朱的"知先行后"和"知主行次"论,提出了"知行互发"的主张.

  张栻比较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存在着"重知轻行"脱离实际的流弊.他说:"近岁以来,学者失其旨,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盖忧此,特未知二者互发之故也.(《论语解序》)这一看法同程朱的"知先行后"、"知主行次"说很不一致,这说明他虽然学承二程遗统,但不是盲目继承,而有自己的见解.虽然,他并未公开否定"知先行后"论,甚至也讲过"知先于行",可是他却作了一些说明,使之与己说不相抵触.例如他说;

  所谓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论,但只一个知字,用处不同……譬如行路须识路头,诚是也,然要识路头,亲去路口寻求之方得,若只端坐在室想像路,而曰:

  吾识之矣,则无是理,元晦所论知字,乃是谓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实践则莫由至".(《全集》卷19)

  他之所以没有否定"知先行后"的说法,但并没有把"知先行后"看做是绝对的教条,他之所以承认这一说法,只是将其运用于具体的事情上.他认为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应该先有计划,有个主意,不能盲目行动,必须有个方向.他认为朱熹讲"知先行后"的"知",是指"知至之知",即经过躬行实践之后所得到的真知.然而这种真知"非躬行实践则莫由至."从根本上讲,真知灼见仍然来源于"躬行实践",所谓"知常在先"的"知"不是"端坐在室"所能得到的.人们的行动固然需要正确的思想作指导,但是这种正确的思想只能从"躬行实践"中得来.

  由此看来,张栻"知行互发"是讲行"可以得到知,知又可以指导行,知行相互推进.

  因此,在知行问题上,他对朱熹有不同的看法.在一次给朱熹的信中说:

  垂谕或谓人患不知道,知则无不能行,此语诚未完(同上).

  然有所谓知之至者,则其行自不能已,然须致知力行功夫到而后及此……若学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为知道,而日知之则无不能行,是妄而已.(同上).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朱熹说法的补充,实际上是用客气的语言对朱熹知行观上的错误的纠正,也是对"知先行后"论的否定.他同意"知无不能行",但这种无不能行的"知"只能是"知之至"即真知,而不是"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所得到的"知".

  张栻对他的"知行互发"作了如下的阐述:

  力致圣贤之意,盖放使学者于此二端(指知与行)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念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然则声色容包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源也.(《论语解序》)

  盖致知力行,此两者功夫互相发也.(《全集》卷19)这段话正确地指出了人们做事情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用已有的知识为指导去行动,但在行动中还可以加深和发展自己的认识,反过来,又用这种发展提高了的认识去指导行动,从而把事情做得更顺利.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以实践为"致知力行之源."所以他又说:"君子主于行而非以言为先也"(《全集》卷19).这里所讲的·"行"虽然仅指感性认识,即声、色之间所得来的东西,和洒扫应对中得来的体会,但毕竟还是指的实践活动.由此可知,张栻在其知行观上的见解比起他的同辈来,确实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这对当时土大夫中存在的空谈义理,不务实际的流弊应该说是一剂醒脑的良药.

  四、一代理学宗师 朱熹张栻齐名

  宋代理学自北宋开创,到南宋前期发展到了最高峰,其标志之一是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其二是陆九渊开创了"心学".这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两件大事,也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在推动新儒学走向最高峰的过程中,张栻占有重要的地位.二程开创的"理学"学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使之发扬光大,成为当时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朱熹同张栻在学统上同宗二程,两人可说是志同道合.

  公元1163年8月,张栻之父、当时的主战派宰相张浚去世,张栻护其父灵枢到潭州衡阳,于途中的船上同朱熹相遇,相与结识.朱熹闻张浚死,又专程到豫章(南昌)祭悼,并护灵至丰城(今江西中部).在船上,二人相谈十分投契,朱熹对张栻的评介是"名质甚敏,学问甚正"(《朱文公续集·答罗参议》).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岳麓书院教事时,朱熹曾专程造访.此后十多年中二人经常以书函往来的方式相互切磋.从学术政见到品评人物无所不论.特别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从理解到字义、词章,都反复jiāo换意见.朱烹尝说张栻对自己"多有启益".可惜张栻死得太早,朱熹十分惋惜地说:"使敬夫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之所得而知哉!"(《南轩文集序》)后来huáng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自南轩出,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过者裁之,归于平正"(《宋元学案》卷15).

  《宋史·道学传》说:"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不但认为张栻对他"多有启益",而且还认为"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并且"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这说明朱熹所以能集理学之大成,也与张栻有着密切联系.《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这是不无道理的.

  从学术成就上比较起来,张栻虽不如朱熹那样博大jīng深,但从对发展儒学的贡献上看,张栻的贡献仍然是卓越的,一代理学宗师,张栻当之无愧.

  (李刚兴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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