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往不明其义.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jīng髓.
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他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学者了.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他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数十年,jīng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注]
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29岁时、他被补为休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qiáng横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qiáng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jiāo焉."京师之行,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jiāo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jiāo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注].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
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注]、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
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注]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
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注]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注]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