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世虽为人所"共闻习知",但传之既久,千百年以后,其"名义制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认为"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他解释说: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合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离词、辨言是"闻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别推崇"六经尊眼、郑"的惠栋.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他批评有人区分汉来,将故训与义理截然判为两途的议论,指出: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于义.此试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
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但"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这些"典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
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平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注]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如在《古经解钧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jīng而义明.则诘之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qiáng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书不观的空谈.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心志",以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考据·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注]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学.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他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注]
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乾隆乙亥(1755)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者之间有高下之分,义理、考据之学高于文章之学.
至于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戴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他把义理与考据加以分别,认为汉儒、来儒互有得失:"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注]中年则尊考据而轻义理,认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注].到了晚年,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他承认过去的言论有些偏激,重新确立了义理的地位:"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注]他承认义理最为重要,考据、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而已.他的真正学术兴趣是在义理方面.
但是,戴震所说的义理与宋儒的义理是不同的.他批评"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见",[注]这种凭空臆说的所谓"义理"与圣人之大道相去甚远.他主张在考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儒家的义理之学.在《与某书》中说: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问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附会;吾人附会凿空益多,宋儒则恃胸臆为此,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
儒家的原始jīng神,被宋儒弄得晦而不彰.即使汉儒训诂,也不一定合乎儒学原义.因此,必须平心体会经文,以客观的态度去阐发义理.
3.义理三书
戴震不仅主张由训诂名物以明义理,他还主张"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戴震生活的时代,正值考据学方兴未艾,"时人方贵博雅考订",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空谈义理,可以无作".但戴震的学术目标并不限于仅仅考订字义、辨证名物,他有更高的追求,即重建儒学义理,打倒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一切虚妄不实之说.
他提出"执义理而后能考据"的主张,着手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戴门弟子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阐发说:
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jīng,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
一句之间,惑矣!
段玉裁对师训深有所契,故能明了戴学之要领.戴震本人也以"轿夫"与"坐轿人"来说明训诂名物与义理之间的关系:
训诂、声韵、天象、舆地四者,如房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
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注]
戴震自视甚高,故看不起那些只知考据的所谓"当世通人".他认为如果"故训非以明义理,则故训胡为?"[注]对戴学颇有异议的章学诚深明此旨.他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沽,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君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之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注]
戴震学术的真正价值正在于他的"义理之学".他与那些钻研训佑仅仅是为了明经义的"博雅君子"不同,在训诂、经义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并用这种新哲学体系来研究经学、训诂,这是他高于时人的地方.
戴震的"义理之学"集中体现在他的"义理三书"之中.这三种书就是《原善》、《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在这《义理三书》中,戴震对儒家哲学体系作了新的解释,而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发挥大异其趣.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儒家哲学范畴的重新闻发,使这些范畴恢复它们的原始面目,从而抽去理学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