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继位后，秦王府有一些人抱怨侍奉秦王这么多年还没有升官。太宗对他们说，“皇帝只能以大公无私折服于天下，我和你们的衣食都取之于民众，设置官职并选择贤良之人做官也是为了民众，不管贤良与否就让自己的老部下做官怎么能行呢?”
去奢省费
唐太宗初登帝位，就清楚的意识到官僚队伍过于庞大，人浮于事，深感“民少吏多”，弊处很多，主要表现是：耗费资源;职位重叠，互相推御责任;谋士过多，事情往往得不到解决。为此，太宗推行裁撤机构的改革。结果全国县市减少了一半，州府减少了三分之一。宰相房玄龄遵从太宗旨意，把朝廷文武官员裁减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令史家称奇的是，如此大动作的改革竟然没有惹起任何社会动dàng和不安，可见太宗行事极为审慎，确保不出偏差。
发展生产 恢复经济
唐太宗深知，经过隋朝末年的战乱，百姓渴望安定和休养生息。同时太宗也清醒的意识到，人民为盗乃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因此提倡崇俭薄赋。他即位后，遣散宫女三千余人以节省国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贡，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乐业。
太宗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因此他十分注意发展生产，不夺农时以利生产。贞观五年二月，官吏拟调府兵作太子冠礼之仪仗队，当时正值chūn耕，太宗于是下令改在十月举行。此外，他又招抚流亡回乡生产。百姓自此安心生产，唐朝的经济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容人纳谏 时刻自省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以纳谏而闻名。太宗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進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比如喜欢直谏的魏征，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
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后来魏征死了，他伤心的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有一次，太宗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像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進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象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
在民冢拔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的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后来戴胄几次直言進谏，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天下没有任何冤狱发生。
太宗不仅有容人的雅量，而且时刻進行自我反省。他曾经对大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就不是这样呢!”魏征说，“皇帝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
太宗有一次问房玄龄和萧瑀，“隋文帝和我比怎么样?” 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勤于朝政，和五品以上的官员一起讨论朝政，吃饭的时候都是卫士送饭。他虽然性情算不上仁厚，也是一个勤勉的皇帝。”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很多事不明白却总想搞清楚。不明白就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总想搞清楚就必然多疑。什么事情都自己决断，而不依靠群臣。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累死了也不会什么都料理好!群臣了解隋文帝的习惯，就等现成的，虽然心里有不同意的地方，也不敢進谏，所以隋朝两代就灭亡了。而我不是这么做。我把天下的人才找出来授予其官职，让他们处理天下的事，我来听取报告，办得好就奖赏，办得不好就惩罚，谁会不尽心尽力呢!这样就不会担心天下治理不好了。”
太宗对群臣说，“人家说皇帝地位尊贵，什么都不怕。我不是这样，我上畏惧苍天的审视，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天意和民众的愿望。”
太宗还说，“我所喜爱的只有尧、舜、周公和孔子的为政之道，他们对于我就像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去他们就完了，一刻都不能没有。”
采用完善宽简的法律
高祖时，鉴于隋炀帝法烦严苛导致的严重后果，开始制定新法，并于624年颁布了以宽简为原则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立了宽仁、慎刑的宗旨，并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于贞观十年，即公元637年正式公布《唐律》五百条，基本内容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杂律、捕亡、断狱等。
以死刑条目为例，比隋朝法律几乎删减了一半，比《武德律》更为宽简，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七十一条，还废除了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断狱律规定，徒刑以上罪断案后犯者不服，可以提出再审，死罪要经三复奏，三日后才可执行。
太宗认为重视德行比制定严苛的法律更为重要。一次他问大臣王圭，“近代治国者不如古代，为什么呢?”王圭说，“汉代崇尚儒家学说，民风纯厚;近代轻视儒学、重视法律，所以国家就越来越衰败。”太宗表示同意这种说法。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人家贿赂的绢，太宗知道后说：“顺德这样的人才如果对国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国家的财富，他何必这样贪恋财物呢!”太宗爱惜他有功于国家，没有治罪，并且赏赐他数十匹绢。大理少卿胡演说，“顺德违反法律接受财物，本来不应该免罪，为什么又赏赐他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接受赏赐比遭受刑罚还感到屈rǔ;如果他不知道羞愧，与禽shòu无异，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
选用廉吏
在选用人才方面，唐太宗平抑门第，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即注意按照“才行兼备”的标准选用官员，不问出身、不计恩怨。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征当过道士，尉迟恭做过铁匠，张亮出身农民。魏征原是太子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李靖、尉迟恭是降将，但均被予以重用。他还在隋朝科举制的基础上，進一步完善了选拔官员的制度，用科举代门第，破门阀之见，使出身寒微之士有仕進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