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时期，百姓安居乐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快，主要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和耕地面积的扩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国耕地面积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三年)，达到890万顷。而乾隆时期则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
此外，南方双季水稻种植的推广以及番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广，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产，在江浙、湖广、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区，一般都亩产两三石，多者可以达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这進一步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乾隆以后，统计方法变了，总括大小男妇数。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亿4300多万;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亿100多万。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有明显的增加。桑、茶叶、棉花、甘蔗、烟草等都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商品化农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础上，种植更加盛行。不仅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产区，而且东北也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地。在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地区，农民都大量种植桑树。特别是浙江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区，“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所获之利，比种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余倍。甘蔗的种植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也十分普遍。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白紫二蔗，动连千顷”。台湾更是“蔗田万顷碧萋萋”。烟叶的种植也已推广到全国各地。在“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
手工业生产在康熙中期以后，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乾隆时期的手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丝织业的主要产地是：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发展十分迅速。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進，“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而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進。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jiāo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在制瓷业方面，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的最大中心。乾隆时，不仅官窑众多，而且“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cháo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jīng美异常。
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制糖业都很发达。康熙至乾隆时期，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
矿冶业在乾隆时期也发展到鼎盛，云南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此外，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
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自然也促進了商业的繁荣。当时中国的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十分密切。中国出口的货物有茶叶、陶瓷器、生丝、绸缎、棉布、纸张、纸伞、gān果、线香、烟草、铁锅、家具、糖、人参、牛马、谷物、豆、羊肉、麦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为毛织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种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庆以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始终保持着出超的地位。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更加繁荣。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华。如苏州“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其它繁荣的都市还有天津、济南、开封、太原、广州、厦门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镇也发展起来。如湖北的汉口镇，“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商业往来，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而各省会馆亦多”。
商业的发展，导致一些财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现。如山西的票号，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和各地的粮商、布商等，资财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两。可以说，乾隆时期使康熙盛世发展到了顶峰，是故史家将其合称为“康乾盛世” 。而历史发展到现在的中国，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文字狱和文化专制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一方面在经济上飞速发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时期，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目为“狂吠”、“矣谒”、“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吕留良之狱。浙江吕留良所著诗文和日记，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吕留良早死，湖南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皇帝九条罪状，劝四川总督岳钟琪起来反清。结果岳奏闻朝廷，将吕留良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亦受杖责。乾隆时期的文网更加严密，即使是那些曾经受过皇帝嘉许的人，只要被认为稍有“不安分”的表现，也会横遭杀头之祸。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多达50多起。
上述政策为后世中国的统治者起了极为不好的示范作用。文化专制导致社会自由思想的萎缩，对于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乾隆时期的对外jiāo流和冲突
较之康熙和雍正王朝，乾隆时期的对外jiāo流更加广泛，除了与亚洲一些国家继续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jiāo流外，同西方国家的jiāo往中冲突开始显露。乾隆在位60年间，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美国建国，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此时的东方大国依旧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运行方式运行着。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开始与之发生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