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的人布置起圣诞晚会的会堂。没有圣诞树，但是有圣餐，取代帝国时的烛火和煞白的百合，假装成一个简朴农家的新年礼。我们喝咖啡代替酒类，统一的囚服使我们像一家人。我看着故友重逢：身份改换，面容渐老，笑容是苦中作乐，但经年的友谊是真实的。就像在瓦哈拉，只是这里的英灵不享有永恒的殊荣罢了。
自由是很容易被忘记的，即使在监狱里，生活的片刻温暖也让人沉醉。于是我扭头看向窗外的高墙和铁丝网，提醒自己什么是真实。
新年快乐。
1948年1月1日
25.死亡
死前的记忆总是特别清晰，往事根据它们在我骨骼里的深浅而先后来到，回忆所用的时长也以此为据。这就是记忆的力量。人为了实现价值而生，而记忆就在人所经历的各向同性的物理时空之中，把某些经历赋予更高的价值。
死刑因此具有某种不易察觉的人道。假设安排后事是每个人生命里最后的愿望，那么在监狱里等待可以预期的死亡，就拥有了思考在余生中做些什么的权利。
遗憾的是此刻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死期。美国人令人失望。两年前我被判处死刑，两年后我仍然这里，看着太阳从高墙的一头爬起，又落到墙的另一头。
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被剪除了重要新闻的报纸外不被允许接受外界信息，除了无关痛痒的书籍得不到任何精神食粮。时间变成纯物理学的量，我记不起这两年里的事情，它们外在于我，被消耗于更为久远的记忆之中，我像个固守着旧日时光的老人。
美国人大概乐见我们精神上的少白头。我们曾经拥有理想，现在成了行尸走肉。最近我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监狱伙食的不新鲜，或打赌明天放风时是否能晒到太阳等事情上——您还能从我身上看出往昔帝国军官的影子吗？但您错了。我们因为拒绝忏悔而无法融入生活，空虚由此而来，而它反过来说明，我们从未放弃曾经坚持的信念。
现在我打算承认“帝国万岁”的罪愆，那么，请容我在死前默念德意志的名字。
1948年2月7日
26.五月
天气真的暖起来了，一只斑鸠落在铁窗上，这只候鸟应该已经回到故乡有一阵子，它长得很肥。
看守我的美国兵说，今天是5月13日。在他的故乡佛罗里达州，已经可以下海游泳。但灰色的墙壁没有任何东西显示春夏秋冬，整座监狱也没有。每天放风时。我只看见沙黄色的地面，拉着铁丝网的、高高筑起的围墙。我们像一群井底蛙，用投石子一类的原始游戏排遣时光。
这只斑鸠把我的季节感扯了出来。五月是怎样的季节，记忆遥远，纷至沓来。在我长大的法兰克福，它和任何一个月份并无不同，那座金融之都的冷暖只受股票期货市场的左右。在我初涉人世的海德堡，老菩提树在哲人路上抽出嫩芽，气味清鲜。柏林，浪迹的生活被各种事件冲乱。布拉格通往中世纪的查理大道上，春寒让人禁不住竖起衣领。东线，我在一个锈蚀的炮架边上看见一株欧石楠，其下是冰封的年轻人的尸体。
在战争的严寒里，我见过很多的春天。阿姆斯特丹浓雾深锁，日内瓦湖畔风光明媚。1944年斯特拉斯堡空袭后，圣艾蒂安教堂墙角一丛勒杜鹃开的鲜红。但1945年的春天从未到来，我走在莱茵河岸无尽的瓦砾堆当中，这条载着德意志最辉煌文明的河流，此时只是冒着黑烟的废墟。五月，柏林在巷战中化为灰烬。
五月是怎样的季节。
几年来我们对此噤声，好像这样就能让记忆拐过弯去，覆水再收。在一生的终结地兰斯贝格，时间过得太慢，不得不细心查看大自然的琐屑变化，才能发现日月流逝，而我们对此背过身。直到今天我迎头撞见它，才又看着窗上羽翼丰满的斑鸠，寻找五月的气息。
我在海德堡的丛林里呼吸过的空气，在柏林轴心大道上看过的秀小的菩提树，都提醒我春天的含义。那时我们的面容和现在并没有多大不同，只是生与死倒置。在又一个五月初至时我想起生活的感觉，那些过去将带我迎接短暂的未来。
1948年5月13日
27.柏林故事
【编者注】
这是一段极其抽象的回忆。作者不去记叙那些漫长的故事，而是直接落笔为过后的省思。从晦涩的语句中只能猜出那是他一生最鲜明的岁月，他对之作了细致分析，却认为不足为外人道。
这是作者的个人路径，只有同路人能分享一二。如何读懂他的人生，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面对这篇抽象概念组成的回忆，我只感到进入历史的荆棘丛生。
【原文】
在兰斯贝格追忆柏林，就像在远别后追忆暗慕之人。我想念他们，但四维时空里错误的时间地点会导致事件不能发生，主观意愿再强烈也没有用。就这样，我看着新刷了灰浆的围墙上飞起一道山影，想象几百公里外的那座城市。
我来到柏林时只有21岁，而以市民的身份生活在其中，则要到1938年的夏天。那时我从警卫旗的军人变成安全局的政府职员，离开部队管理而投入社会，生活一下子多出安排一日三餐和与邻里相处之类的琐事。此前我是在总理府前走正步的“柏油路部队”仪仗兵，高等学府实验室里的大学生，中产阶级家庭独自长大的少年。
但也在这个城市，我遇到了弥足珍贵的人，懂得从未想过的一些概念。于生存本身它们只是奢侈品，于人生则善莫大焉。毕竟没有人必须依赖谁而活在世上，但不系于血缘的手足连理却可告慰心灵。
调任安全局后，我在威廉大街与一位大学故友重逢，那时他令人惊讶地穿着党卫队制服。我们的关系终止于两年前我要加入元首卫队时的一场争执，现在他竟也成为帝国枢机部门的一员。他粗框眼镜后的目光温和了许多，我们的和解以向世界妥协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