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有哪些活动？”控方律师绕过了集中营。只要他追问下去，就会得到集中营里的斯拉夫人全部是战俘，而战俘受东线外军处控制的事实。
“我并不知道。每个部门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呢？”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我在此讲述的仅仅是推论——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
审讯已经偏离了要旨。当我开始谈及军人如何从事地下活动时，一位女翻译官离席向法官说了什么，问询便结束了。
施伦堡被起诉的多数罪名并未成立，最后外交部审判宣判他六年徒刑，从45年算起，这样他还有三年便刑满。但在他被宣判的这一年，盖伦已经成为CIA在美占区的代理，施伦堡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想起四年前。我与东线外军处的一些密谋分子有过来往，720事件爆发时他秘密审讯了我，错过了接掌东线外军处的机会。其后我们在阿登反击战上意见相左，他单独去了瑞典，我前往美军的战俘营。
我们的光荣孤立让各自沦为囚徒。
1948年6月11日—6月14日
31.逃亡之路（下）
【原文】
审判后我回到兰斯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报的往往以为自己能谶知未来，我用证词向盖伦发出信号，一周后，他旧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韦塞尔中校来自荷尔施泰因，面色严峻而手段灵活。他作为盖伦的副手和代表人前来探监，意图别无其他。
“我记得外军处重建时，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有情报分析家常见的清晰，和罕有的交谈能力，“它让这个一穷二白的部门在有限的信息里洞悉更多真相，就像一滴明矾滴进了浑浊的河水。后来我在工作中每每想起您。”
只不过明矾的常态是固体结晶。
1941年盖伦上任时，东线外军处是个混乱庸碌的冗余部门。他重建了搜集科（一科），但多数情报仍然仰赖军谍局、安全局六处、空军部等机构的施舍。他又建立了分析科（二科），运用交叉分析法，把芜杂而看似零碎的信息编织成网，便显示出其他情报部门都未察觉的真相。
二科是外军处的核心，管理者是韦塞尔，交叉分析法则是我的手笔。那时东线战局开始露出败相，我想在军事谍报上做出挽救，谁知世事无可逆料。
“贵处现在仍是分为一科和二科吗？”我随口问及。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
这番话让我想起在措森陆军部的一个下午，当时他问我对盖伦重组外军处的分组办法怎么看。我和韦塞尔像是读同一本逻辑学教材的同窗，尽管我出身海德堡的化学系，他毕业于陆军参谋学院。
“我从没见过这样简洁的布置，情报搜集科和情报分析科！”他和我一样擅长抽象思维，拙于四处打探消息。这种截然的工作划分很适合他，而他的本职又具有更核心的地位。
“确实十分简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他那时如是说。
他继而滔滔不绝地谈起东西两线，意图招兵买马。“西方是可以谈判的君子，套取西方的情报再多，也不过是在邻里吵架时占上风。东方则是必须抵抗到底的猛兽，东线情报涉及你死我活的争斗。”
当时外军处的情报有一半来自我所供职的六处，但劝诱一个人走进激昂的历史，总是比劝诱他坐揽既得的实利更奏效。
我受史诗的蛊惑有多深？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三年后他为美国打工，我成为死囚，韦塞尔再次说起这句话，没有像从前那样口若悬河。
他能说什么呢。盖伦何以取得美军信任，成为其在德国的耳目，他的斡旋与交易、手段和奇谋？肯定是一段独出心裁的传奇，但缔造传奇的无非桌下交易。
我们是发过誓的军人，今天我们对誓言缄默不语。
“我只能选择合理性，不是吗。”我这样回答，“我一直在猜，我在狱中的两年里并未被绞死，或许是仰仗……”
“施奈德博士，他现在的名字。”
我们默契地对视，不发一言。
后来韦塞尔间或到狱中找我，交换各自的筹码，刺探对方的把戏。这是个不动刀枪的时代，施耐德只有一群军队出身的老部下，他们是否会在出外勤时操正步，吓跑一条街的鼹鼠？
他需要政情处的案官和线报网。
他和施伦堡互不相帮，因而找到我。
“可是政情处的档案已经被销毁。”我对韦塞尔虚晃一枪，“他派一个少尉和我一起办的。您也许认识这位荷尔施泰因人。他后来怎样了？”
韦塞尔顿了顿，没有讲出少尉的名字，他在躲闪，“他死于柏林保卫战……兵荒马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在狱中，也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他没有去报告？”
“但博士不相信。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您会把这份厚重的筹码扔进火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