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我都笑了起来。
我想告诉韦塞尔，人和胆小鬼分属在字母表的M和F，不太容易混淆。六处的档案记载了它的工作方式、重要人物、可供要挟的弱点。掌握它就能掌握德国乃至国外的政治情报工作。我烧了它，但他们相信我另有底本，我就凭空多得一份筹码。
“那么，用这些内情能交换什么？”
韦塞尔的眼睛直了。
盖伦希望与我交易，或是他的亲信韦塞尔想拉拢我。这两条路有着细微的差异，现在还不清楚。直到我走出监狱，成为他们的一员，了解其内情并成为同谋，才能知道今天的应许意味着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我用国家机密与美国合作。
有几成把握不当卖国贼？
这段时间我过得平稳。时间仿佛回到从前，情报工作新鲜刺激，挑战思维和耐力的极限。我在窄小的囚室里，接收更多的外界信息，思考一些不符合死囚身份的事。
迷索逻格斯给我寄信：古德里安成为美军顾问，盖伦主持了CIA派属不明的地下机构。斯科尔兹内从西班牙前往阿拉伯。
我试图在零丁的拼图碎片上窥见全图。它们暗示什么？国防军高层幸存的关键人物已是美国附庸。阿拉伯是一次大战时德国的势力范围，此后归英国统辖，又在45年后易手美国，再往东就是苏联的控制区。——德国分为东西两半，各为美苏的桥头堡。我再也坐不住，立刻找到那位CIA菜鸟，“请帮我把这管牙膏放进信箱。”
三天后，韦塞尔气急败坏地找到我，“害我找错了接头对象！”他把牙膏扔在桌上。
他曾经说过如果我要找他，就把一件能说明我是谁的东西交给菜鸟，让他放进死信箱。我猜他的重要人物里，使用美军监狱的牙膏而又用漱口杯把它轧扁后再折起来的人只有一个。
但他没有注意牙膏厂牌。
不知道他找错了谁，看来没少吃瘪。
“……很高兴您能全身而退。”我们瞪着对方，同时笑了起来。
这次乌龙说明了两点：一、韦塞尔和此类正规军人真的不擅长跑外勤（我也蹩脚于此道）；二、韦塞尔与我的联系并未让盖伦知道全情。
“我想起来了，六处另有一批档案备份。”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语速缓慢，韦塞尔的眼睛像鼬鼠那样亮起来。
“你也许知道，它们涉及六处使用过的案官和线人，如何联系他们，采用何种诱饵或手段能与之合作。还有各国政界要人的丑闻、文化界人士的思想倾向。以及欧洲各城市的哪些咖啡厅、酒吧、下级旅馆可供接头——你也许不知道，六处还有许多尚未动用的鼹鼠，他们捱过了战后搜捕，现在仍在潜伏。”
我说这番话并无把握，但韦塞尔比我知道得更少。
“您开个价吧。”
我已厘清了道路。盖伦组织的格局已经改变，战争时代由军人主导的东线外军处变为和平时代的情报机构，分析科科长韦塞尔希望进入情报搜集的领域，与盖伦的其他几张王牌相抗：这些人对苏联以及东欧的军事情报了如指掌，但并未涉及德国境内或西方。韦塞尔想与我联手取得这片空地，成为盖伦手下的一号人物。
我看着这个荷尔施泰因人。他与我年纪相仿，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逻辑上我胜一筹，交际是他的强项。曾经我们一起设计外军处二科的编制，互知底细，棋逢敌手，与这种人合作势在必然。
他现在的棋谱是借由我所掌握的六处档案，组建德国境内的情报网，而我的身价，是介入他此后将无暇顾及的情报分析工作。
这是盖伦组织的核心，我要成为盖伦拔不掉的一颗眼中钉。
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墙外的世界在思维里呈现出来。经历威廉时代和第三帝国，两次覆灭，德意志兰又回到三十年战争。为何一个死囚想到即将与己无关的事情，会死而不宁。
这让我走上逃亡之路。
三年前我带着必死的信念穿过美军的封锁线，成为战俘，现在为世变后的“合理性”愧对誓言。我变了节，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
与任何主义无关，背弃内心本身是一种责罚。但后悔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我别无遗憾。
1948年6月19日—6月21日
32.豚鼠
【原文】
午后的阳光斜设进来，我把瞳孔对准太阳的方向。这种消磨时光的方法让我想起埃尔文。大学时他总是把自己镶嵌在一堆抱枕里，说要在黄金般的午后享受字面义的“度日如年”。
我在大三那年认识了他。他是慕尼黑来的交换生，比我低一级。欢迎会后他抓着我抱头痛吻，用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打着响鼻，说重感冒在身不便行大礼。谢谢感冒病毒，让他简化了礼仪。
那年的交换生里有不少青年团员，组织让本地生一帮一的接待他们。由于他那极其特殊的打招呼方式，当支队长问我对谁最有印象时，我就脱口而出了这小子的全名。
他第二天就跑到我租的公寓里安了窝。
那天他提着“反应颠沛流离的波西米亚人的生活”的花布袋出现在我家门口，大喊“这里怎么干净得像停尸间”，我从不知道寄人篱下也可以这么趾高气扬。
他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家，试图用随处乱扔的衣服和鞋袜来对床和桌椅让它“变得更有人味儿”，虽然在我的威逼之下没有得逞。
但某天当我从实验室回来时，却看见屋顶的吊扇赫然变成了火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