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打算说，不料北方却先于我站了起来，擎着杯对我开口道：“晓声，刚才咱们已全体gān了几杯了，这一杯我单敬你——你以前的几篇反映咱们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经历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但我也老老实实承认，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我对你有个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们更多的战友，这希望就是——再为咱们北大荒知青多写几部好作品！别光写咱们当年被发配那一段生活，再写写咱们今天龙腾云虎生风、大有作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这一批是咱们北大荒知青的骄傲！”
于是众人鼓掌。
于是他一饮而尽。
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饮而尽。
那是他在答谢活动中说得最多的一段话。落座后不久，他因公务缠身先走了。
而我打算对他说的感激的话，因为那一杯酒的迷晕作用，在他走前竟没对他说成。
我当时觉得他对我说的话还是很中肯的，非是虚心与周旋之语，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倒不因他对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说“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若换一个说起话来预先在心里掂量再三的“战友”，当着我这个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定会省略了不说。
于是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不久他设宴回谢我们一gān人等。由于他是主人，由于是在首钢地盘内的一家宾馆，他的话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动了。初识那种拘谨dàng然无存，渐渐在言谈举止方面，他有意无意地显出了一个“前途不可限量”者的无比自信和踌躇满志，但绝没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许别的“战友”们并未看出来，只不过因为我是写小说的，对人的观察太细致、太敏感罢了，却没有破坏我对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认为，若一个人有某种自信的资本，踌躇满志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我只视他是我的一个幸运地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机的“战友”，并不将他和他的父亲连在一起看待。
周冠五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我并不感兴趣。
周冠五在首钢再怎么的“一句顶一万句”，再怎么的一跺脚全首钢都颤，也是既抬举不到我头上，也奈何不了我一丝一毫的。
何况，当时我也只不过从别的“战友”们的口中，片片断断地了解到北方的父亲是一个“特权人物”，以及如何厚爱北方这个儿子罢了。
那一次我们之间也没多聊什么。
大约三个月以后，他的一位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北方希望见我一次。我问什么事，答曰不清楚。
于是我们在一天下午见了。
是他到我家来。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辆很高级、很气派的大轿车，我对轿车的级别所知等于零，仅能看出那是一辆外国名车——当时的中国造不出那么高级、那么气派的大轿车。
他开门见山地和我谈两件事——第一，希望我调到首钢去。更准确地说，是希望我调到他名下去。
这太出乎我意料了。
我怔了半晌，讷讷地说，我是作家，调去了能做什么呢？
他说——晓声，其实也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平时等于将你闲养起来。需要的时候，你为首钢动动你的脑，动动你的笔就行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系吧。不过我可不是仅仅将你当“兵”养，而是当“将”养。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不过分，包在我身上……
我暗想，那么一来，我不是成了“幕僚”了吗？
依我的常识，古今中外，凡甘为“幕僚”的人，几乎无有好下场者。何况，做“幕僚”，得有起码的资格。我只会写小说，除了这“一技之长”，其他方面几近于废人，自忖毫无充当“幕僚”的任何资格。但北方他当面坐着，真挚而又虔诚，使我不忍坚拒，只好施以缓兵之计，说容我慎重考虑再做答复。
北方给了我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
第二，请我执笔写一部反映首钢“改革开放”之“大思路”的“系列报道电视片”，并从考克箱内取出一叠材料给我，说要求这部“系列报道电视片”成为首钢的一部“磁带文献”，希望在全国造成巨大反响。
当时我正日日埋头于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当即婉谢，深表歉意。
便见北方脸色一沉，分明地，有些不悦起来。
他说不是没人愿写，愿写的人多极了；说这事其实本与他的职责无关，是他“横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揽的。因为他对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认为非我莫属。
闻言我竟诚惶诚恐，深觉自己太辜负他的信任，也太驳他的面子，叫他怎么向别人解释呢？不是等于拿他在别人面前的威望不当一回事吗？
于是我又赶紧补充如下的话——一定认认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认为可以胜任，宁肯将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后延。
他脸上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头一拍，义气厚重地说：“还是战友！客套话我不讲了；否则，我离开你家，心里可就太别扭了！”
一星期后，他的秘书再打来电话，我将两件事都婉言回绝了。
秘书说：“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谈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谈，实在不知该怎么谈，我天生缺乏回绝别人的智慧和技巧。在这方面我是个低能儿。
于是便急说：“不必直接和他谈了，千万别打扰他的工作！你替我转告就行了。”
放下电话，我觉得仿佛做了对不起他一辈子的什么事似的。
一年多互无联络。
第三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帮他在首钢工作的儿媳妇调岗位。我曾和他谈过北方，并许下过诺言，只要在首钢的范围内，若有什么需要关照之事，由我开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在我回绝了北方的好意之后，尤其在一年多互无联络之后，此事令我左右为难。
几经犹豫，最终还是给北方写了一封信。
我想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没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书替他回的信，信中说一定“亲自过问一下”，“当成件事儿办”。
但此事最终并未办成。
但我知道，他属下的一名人事处处长，的的确确是替他“当成件事儿办”过的，并不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也有北影老同志的儿媳妇期望值过高，后来改变了初衷的因素。
这使我对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书出版，总想寄他一册，但一忆起他“顾不上看”的话，便打消念头了。
渐渐地，我开始在某些场合，从某些人口中，较多地听到关于北方、关于他父亲的种种议论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称得上是半个“中国现象专家”。
我开始替他担着份儿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