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83)

2019-03-10  作者|标签:梁晓声

  在命运比她良好十倍百倍的人们因为同样的抉择纷纷绞尽脑汁不惜代价漂洋过海的今天,谁有资格对这十七岁的懵里懵懂的少女说她太荒唐?

  她们和他们在城市中如迷途羔羊——没有一片茵绿的草地是上帝专赐给迷途羔羊的。城市正大面积地蒸发掉人类jīng神中宝贵的养分,形成空前涌动和沸腾的物质欲望的气làng。像无色无味的粉,飘dàng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入到肺里。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从生活的本体挥发了出来,改变着城市的空气的结构成分,改变着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们和她们在被改变的状态下,脸上都有着那么一种扑朔迷离的神情。在他们和她们那种神情中,包含着种种活泼的贪婪。种种生动之极的贪婪……

  我在《雪城》的下部,对城市作过这样的比喻:

  它是一个宠然大物。它是巨鳄,它是复苏的远古恐龙。人们都闻到了它的cháo腥气味儿,人们都感到了它qiáng而猛健的呼吸。它可以任富有的人们骑到它的背上。它甚至愿为他们表演杂耍。在它爬行过的路上,它将贫穷的人践踏在脚爪之下。他们将在它巨大的身躯下变为泥土。令人震撼的是,他们亦获得不到同情。同情如高利贷,将仅仅成为持有“信誉卡”的人的通货。而普遍的人们不仅事实上并没有变得怎样富有,大概连怎样才能富起来也根本不知道,所以他们只能装出富有的样子。以迎合它嫌贫爱富的习性,并幻想着也能够爬到它的背上去。它笨拙地然而一往无前地就爬过声了,它用它那巨大的爪子拨拉着人——对它诚惶诚恐的遍地皆是的生灵。当它爬过之后,将它们分为穷的、较穷的、富的、较富的和最富的。就像农妇挑豆子似的,大概其地拨拉着。它用它的爪子对社会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它冷漠地吞吃一切阻碍它爬行的事物,包括人。它唯独不吞吃贫穷,它将贫穷留待各个人自己去对付……

  我对我不难理解的现象妥协了。我不是牧师。我不能胜任教化的“神职”。尽管我对这一现象感到忧患——但那充其量不过是小说家的忧患和一个城里人的忧患。设想,如若一个城里人对农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都来到城里来了,那么谁为我们种地?也太傲慢了吧?我做我认为仁义的事。于是我向朋友们极力推荐一位能当小“阿姨”的农村少女。几位很好的朋友对我大摇其头。

  他们不同意我的思想逻辑,也不接受我的推荐。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指出——这一种“小善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亦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认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何况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想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时机地给予别人某些小的帮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满足、小的成全,用朋友们调侃我的话,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则我们中国人所处的现实会比目前宽松得多。普遍的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现实是太不宽松、太紧张、太无安全感了!互相的利用太多、互相的出卖太多、互相的倾轧太多、互相的心理压迫太多、互相的暗算太多了。这一种现象我称为“遛狗现象”。在《雪城》下部对这一现象我是这样写的:

  ……他一向以为,自己的命运是开始攥在自己手里了。其实不然。仍攥在别人手里。归根结底是攥在别人手里。那些人平时好像并不存在。当他的命运影响到他们的命运时,不,哪怕仅仅影响到他们的心理时,他们的嘴脸才显出来。好比蒙上了一层灰尘的镜子。灰尘一擦,什么都照见了。他们平时不仅是攥着他的命运,笑呵呵地攥着。而且一张张面孔都是亲近的、友好的、诚挚的、和善的。无论他怎样努力,怎样变得成熟起来,也只能操纵着自己的一小半命运。他的命运不过像他们养的一只狗。狗脖子上套着许多脖圈。每个脖圈都连着一段结实的绳子。而自己手中只扯着其一。其余的平时看不见。不知都扯在哪些人手中。他的路越平坦,那许多根看不见的绳子便渐渐绷紧。当他行走得较顺利时,那些扯着另外许多根绳子的手,就必然要使暗劲儿朝四面八方拽了。那些人只能容忍他的命运像盲人的引路犬一样,导他往坑坑洼洼脏脏兮兮污水遍地乱石成堆处跟头把式踉踉跄跄三步一跤五步一倒地走……许多人其实并非败于或死于自己的命运,而是被活活勒毙的。难道所谓社会应该是你手中拽着我的“狗”,我手中拽着他的“狗”,他手中拽着你的“狗”,人人手中都拽着别人的“狗”,人人的“狗”都被别人拽着的“遛狗图”吗?……

  我实践我的信条既不动摇也不后悔。

  朋友们又向我讲“小阿姨”席卷雇主家的财物溜之大吉的事例。我听起来总觉得多少有些演义的成分。我曾给《人民文学》的编辑王勇军推荐过一个“小阿姨”——我的儿子幼时所雇的安徽“小阿姨”的堂姐——在勇军夫妇独子临门而小命垂危的时候。据勇军讲,有的“小阿姨”见了那小家伙直摇头,不敢受雇。而我推荐去的“小阿姨”则表现出一种“见义勇为”的气概,当天便留在了他家。如今勇军的宝贝疙瘩相当之健康。他见了我每每夸奖:“那姑娘真好!和我们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救了我们儿子一命。我得感激你啊!”

  勇军夫妇和她至今仍有书信往来。她专程来北京探望过他们。他们还借给她钱回农村去开书店。我想,倘她并未在一位《人民文学》的编辑家中当过“小阿姨”,可能未必会产生出回农村去开书店这样的念头吧?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终于有朋友被我说服,答应试用一个月。然而不足半月,朋友便来告诉我:“她走了!”

  我问:“怎么走了?”

  “因为我说了她一句——你笨得出奇!”

  “噢……”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拐走什么东西了吗?”

  “没有,那倒没有。”

  “不辞而别?”

  “嗯。不过也不算不辞而别。台历上留下一句话——城里人刚到乡下,在我们眼里也常常笨得出奇!”

  “走了,就走了吧,也不值得你专程来告诉我。”

  “我是觉得,怪对不住你一番好意的嘛,我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她的字倒写得蛮不错的……”

  “毕竟读到了中学啊,还写过诗呢!”

  “写过诗?我不信!”

  为了使朋友信,我拉开抽屉,翻找出那农村少女请我指点的诗。它以工整的循规蹈矩的笔迹抄在一页田字方格纸上:

  轻风抚轻草,huáng蜂觅huáng花;

  chūn水一塘静,田蛙几声呱。

  那一页田字方格纸,也许是从她弟弟的作业本上扯下的吧?而五言绝句的格律练习,却是由于怎样的一种启迪又是怎样开始的呢?那一份儿闲适的恬淡是真实可信的吗?如果可信,又为什么逃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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