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完全没有反思。
不，他是有的。
却发誓除了对他的妻子，再也不对任何人说了，更不在任何会上公开说了。
他死了以后，由于我对他的丧事尽了点儿不足论道的操办之力，他老伴出于报答，将他的一本日记当作纪念物送给了我。
他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二十二年的改造，使我对于中国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的认识，有着比别人较深刻的体会。但是我已决定将我的体会带到火葬场去。连对她，也是大可不必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面对眼前的生活实惠，我须变得聪明。我的人生已再经不起一次惩罚了……”
我想，他日记中那个“她”，显然是指他的妻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显然指二十二年前他曾被就要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那一件事。那一件事竟成他刻骨铭心的教训耿耿于怀，是我怎么也不曾料到的。
我曾在电话里问他的老伴，从头到尾看过他的日记没有？
她说连翻也没翻一下，不愿翻。
我的心情这才替他觉得稍安。否则，我认为那段话对她太欠公平了。
我甚至认为，官复原职之后的他，其发言、其报告，忠诚的成分是大打折扣的。那只不过是一次次重复性质的表态罢了。他所以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一厢情愿地那样，显然是心有余悸的结果。
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有余悸。怀着大的悲悯来理解。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希望一切人都理解自己，是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的。
他当年却还不能认识这一寻常的连摆摊卖菜的农妇都明白的普遍规律。在他想来，自己被改造了二十二年，仅凭这一点，仅仅出于同情，听他发言，听他作报告的人们，也是应该给他以掌声的啊。
然而后来，他的发言，他的报告，实际上多次遭到了嘘声。
人们希望听到的，他只字不说；人们听腻歪了的，他一次次尽说尽说。真诚既已大打折扣，那就不能怪别人们听出来了。总不该要求别人们降低智商而欢迎他迎合他啊。
于是他渐渐地由明星变成了一个令别人反感的人。
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企图打消别人对他的反感。
在发言中和报告中，他开始不失时机地替自己进行含蓄的或迫切的解释、辩白。
于是在别人们看来，他越发地善于表演了。于是在别人们听来，他的发言有了自我粉饰的色彩。许许多多的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开始大撇其嘴了。他们不但开始认为他虚伪，而且开始认为他骨子里其实真是很左的了。这既是一个事实，也很难怪他。毕竟，他与没有过他那种可悲经历的人之间，有着二十二年的隔膜。二十二年后他的思维方式几乎仍停留在当年，而普遍的中国人们，尤其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思维方式已经进行过多次重大的调整了。
他因而苦闷异常。
他的苦闷像霉斑，一处处发生在他那一时期的日记里。
然而又一次被角色化了的他，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有暗暗地苦闷而已。
他的工作状态，由最初时期的意气风发感觉良好，而每况愈下渐渐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后来则有那么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一次换届中，他的职务由正而副被人取代。仍为他安排副职，乃体现着校方对他的厚爱。
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整天地有些无jīng打采起来。被“改造”时，他的梦想仅仅是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刚刚平反时，他的梦想仅仅是人们尽快忘记他曾是“右派”那档子事。他原以为自己对人生的要求已降低到了最低点，却不料人的愿望是习惯于从最低点向上逐渐攀升的。他既是人，遂发现自己也不例外。在校总机机房里，部长的姓名是列在校领导一栏的，而副部长则不，并且没有单独的一间办公室专用的一台电话了。他原以为自己其实是根本不在乎的。一旦拥有过了再失去，他却明白自己其实是挺在乎的。他因而沮丧，既沮丧于由正而副，也沮丧于连自己对自己都感到不解的那份在乎……
一年后，久已失去了联系的当年的老校长，不知从谁那里获知了他的下落，从北京给他写来了一封信，问他愿否到北京的某重点大学，也就是对方任校长的一所大学去谋人生的发展？正是国家高等教育开始大发展的年代，北京方面出台了吸纳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转忧为喜，喜不自胜。赶紧复信，表示极愿。毕竟，倘调往北京，意味着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不知为什么，此事拖了一年。在他大失所望之际，来了令他大喜过望的调令。
调到北京以后，当年的老校长与他谈了一次。对方由于在二十二年前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晚上，替他辩白了几句，便被认为有包庇“右派言论”之嫌，以后一直受着政治冷遇。“文革”中新账老账齐算，于是被打成“黑线人物”，罢官撤职……
老校长说当年很对不起他，明明是指示他“引蛇出dòng”的，却不料把他也定成了“右派”。而且，自己也没保护得了他。
他说其实自己当年很对不起老校长。“引蛇出dòng”有许多种方式的嘛，是应该很好地讲究一下政治的艺术性嘛。是自己利令智昏，一番发言酿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还牵连了老校长，以及十余名学生。这个沉痛的教训是一定要永远铭记的。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于是两人理解万岁，彼此执手，相向唏嘘不已。
老校长又说，由于他是典型“右派”，他的进京对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件慎重之事，所以拖了一年之久才批下来。还说，诸方面对他平反之后的言论表现都是满意的，甚至是欣赏的。这使他不禁暗自庆幸，觉得虽曾引起过许多人的反感，却是值得在言论上那么表现的。
老校长向他透露，将暂且安排他任团委书记。他顾虑自己五十多岁了，其年龄不利于开展工作。老校长说不过是一个过渡。说从前他是自己栽培起来的人，现在还是，更是。说过渡一下之后，对他另有重用。否则会千里迢迢地把他调到北京吗？
最后，老校长语重心长地教诲他，北京毕竟是北京，是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在北京，尤其在重点高校，粉碎“四人帮”后一直表现得极其活跃。知识分子而在北京给人以思想保守、僵化，甚至“左”的面孔，即使被大人物欣赏，那也是较难胜任愉快地肩负重担的。希望他在北京要自己打开思想的窗户，善于接受别人的深刻思想，也要善于使别人明了自己的头脑里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称得上是思想的货色……
他诺诺连声，备感对方对自己的关怀。关且，暗觉诚惶诚恐。
他在新角色的职务上谨小慎微地工作了半年之久，那时就快到了一九八六年的年底了。大学生们倒也渐渐接受了他这位五十多岁的、超龄的团委书记。因为他责人宽、克己严的工作作风，还因为他成功地举办了几场很受他们欢迎的文艺活动，校领导们对他的工作成绩也比较肯定，常用“稳健”二字加以评价。而他自己清楚，那一评价得来不易。是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既定方针”换取的。其实一切人，包括学生们，心里都明镜似的，都断定了他只要再平安无事地工作上几个月，那就注定会高升了。五十多岁的团委书记，是太超常的现象了嘛。有人私下里甚至这么议论：“是为了给予他在学生中充分亮相的时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