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亲带了刚上小学的孙子进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亲是不太看电影的，连学校大操场上放电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惨烈的战争片，孙子看到中国军队打日本军队，便叫道红军!红军!爷爷说，不是红军，是国民革命军。孙子问什么是国民革命军?爷爷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孙子问，那坏蛋怎么会打坏蛋?爷爷说，他们不是坏蛋，他们是英雄。
这一类的尴尬，中欣的父亲也曾遇到过。中欣说，他们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到父亲单位的礼堂去看电影《聂耳》，看到聂耳那个歌舞班到战地医院去慰问沪淞抗战中的伤兵，也喊红军!红军!后面有几个大孩子说，胡扯，那是国民党兵，你看那军装!连红五星都没有!中欣他们就问父亲，父亲说，看电影!哪那么多话?
可可的父亲说，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师长，叫王铭章，四川人。在那场血战中阵亡，他的灵柩运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全城老少夹道迎灵，各种供品摆满了一条街。还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共两党的要人都出席了，都发表了声情并茂热血沸腾的演讲。那是武汉人很难忘记的一天。中国人民第一次从日寇势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亲的从军，是不是和那个战死的王师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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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欣认识可可的时候，可可正是一个年轻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为此，在人们都平和下来的时候，可可又多遭遇了好长一段日子的折腾。可可的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走近一个异类时，正是可可被单位审查的时候。外调人员跑到北京，发现可可未来的岳父竟是一个资深老gān部，便惊慌地向老人家报告了这一切。可可的岳父当时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对女儿说，你要进了他的家门，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女儿说，我已经进了他们家的门。可可是好人，可可家里也是好人，我不再相信你们说的那一套了。父亲说，老子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女儿说，可可的爸爸不打仗，他是搞测量的。父亲说，这些情况我比你掌握得多得多，他是为国民党搞测量的，画了地图，好来打共产 党。女儿说，他给共产 党画地图的时间比国民党还长。地图总是要画的，我们许多的地图，都是他们几代人画出来的。父亲说，他是穿军装的你知不知道，穿国民党的军装，军衔是少将，罪大恶极了。女儿说，可可的父亲是为了打日本人才穿上军装的，他也差一点被打死。我现在不跟你吵了，你什么时候来，你跟可可他爸爸当面谈。再说，我是要嫁给可可的呀。父亲说，那个杨可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反对老gān部。女儿说，他反对老gān部里的坏人坏事，林彪也是老gān部呢……电话中的那一架吵得很厉害，差一点伤了父女之情。
父亲让女儿马上回北京一趟。但女儿却把返家的日子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她和可可结婚一个月之后。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时期，各种说法各种做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中欣的父亲已失去了许多昔日的道理，就连他自己也很难说准明天会怎样。一个个历次运动中“恶名累累”的老gān部复出，一批批几十年的老地富反坏摘了帽子，五七年几十万“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其中包括许多他当年亲手打下去的人。他们许多人从青海，从新疆，从各个穷乡僻壤跑到北京，千方百计找到他，递上各种各样的申诉材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阶级斗争也不再讲了，还有那个被他一生奉为神圣的伟大领袖，也被说成是犯了错误……那是一个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理论都在变动都在窥测去向的时刻，谁也不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自己持守的对不对。可可后来想，中欣的父亲大约正是在这种惶惑中，才没有将事情弄到僵死。按中欣对父亲脾性的理解，退回去一些年，哪怕是退回到文革中他最倒霉的时候，他也会用最qiáng有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一他深恶痛绝又很伤尊严的问题。后来中欣知道，还有两个原因，使他们和父亲缓和了这一冲突。一是中欣的父亲正面临他事业的一次关口：中组部调他到中央党校部长班学习，准备到新时期的高级领导岗位去挑重担。另一个原因是中欣的母亲到武汉来做了一次暗访。这次暗访非常保密，中欣居然一点也没觉察。不知中欣的母亲暗访到了一些什么，回去以后便开始作一些和稀泥的工作了。这是北定后来告诉她的。
可可第一次见岳父，是他和中欣结婚一个月之后。直到那时，他们的婚姻也没有得到中欣家的正式许可。就连可可的父母，也一直很低调。他们更倾向于找一个同阶层人家的儿媳。这两个从未沟通过也互不了解的家庭，都有着那么深的隔膜和警惕。好在可可中欣当时都没有住房，便挤在可可的父母家。有了许多日常的接触，可可的父母也就渐渐地将中欣当作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来看了。他们对中欣那样的家庭，既有着一种对统治者的敬畏，也有着一种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自负。
可可中欣第一次夫妻双双把家还，对老赵家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临到进家门时，中欣对可可说，如果他们稍有一点非礼的反应，我们掉头就走。可可却说，我想不会，敌国开仗，还不斩来使呢。我们回来，就是一种来使的姿态。只要能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下面的话就好说了。看着可可那副自信的样子，中欣说，你像是回你家一样!
果然，一到家，一切都顺利平静，中欣的妈妈甚至将他们的新房都布置好了。中欣的父亲还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使得一对新婚夫妇进家门有了一层缓冲。中欣的妈妈做得非常得体，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像迎回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还约回了近处几个已经成家的儿女，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算是为新人补办了一桌喜酒。
关于中欣的母亲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婚姻，可可是在后来的一些年中逐渐地了解到的。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他才知道，岳母在内心里是如何珍视甚至是羡慕他和中欣的感情。女人的天性，往往直接就超越了政治的桎梏。
中欣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她父亲在白洋淀一带是有名的士绅，县里最好的一所中学就是他办的。抗战胜利后，地方政府时兴选举了，结果他被选上了县长。那位县党部的老党棍被选掉。只是没想到，这个当时全县开心的进步事件，十几年以后给他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解放战争时，中欣的妈妈偷偷离家，跑到了延安。那时她十六岁。有了她的这一次叛逆，就可以理解她女儿的第二次叛逆。
那时的延安，一批已安顿下来的老gān部正如饥似渴地盼望有一个女人，因而那些到了延安的年轻女子，从一踏上这块土地，便被虎视眈眈地盯上了。男多女少，在这块严格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土地上，一切都按一种简单又原始的制度进行分配。有资格讨女人的，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八年军龄，或八年党龄，团级以上gān部。简称“二八团”。中欣的母亲到延安时，中欣的父亲这几条早就够了，且一表人材，血气方刚。不知组织部门怎么掰开了揉碎了地做了几番工作，那一天，中欣的父亲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带了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只温驯的小毛驴，到自然科学院女生宿舍去把中欣的母亲驮走了。这一驮走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前几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