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恪文武全才，为人却很谦虚，叩头谢恩后，不声不响地站在众人的背后，太宗见了，心里暗暗称奇。
“太子呢?”太宗拿眼在she箭的人群中到处去找，一转脸，才发现李治站在身后，就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不去she箭?”
“此非吾所好。”李治摇摇头说。
“那你爱好什么?”
“得以侍奉至尊，长在左右，吾愿足矣。”
太子的一番孝道之语，让太宗在欣慰之余，颇觉有些失落，担心太子仁弱，在自己身后会受制于人，难守社稷。倒是三儿子吴王李恪，文武全才，性格、相貌都很像太宗，若立他为储君，则天下无忧也。
一念及此，这天趁长孙无忌一个人侍立，太宗对无忌说：
“公劝我立雉奴，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勇类我，其母杨妃也是炀帝的女儿，也属贵胄一族，我欲改立恪为储君，公觉得怎么样?”
无忌一听，心里着急，忙伏地叩头道：
“太子自立以来，有口皆碑，并无过失，哪能轻易更废，臣坚决不同意!”
“公以恪非己之甥邪?”太宗眼盯着无忌问道。
长孙无忌这才觉出自己刚才有些急切，忙又屏声静气，再拜乃徐徐说道：
“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君至重，岂可数易!且举棋不定则败，愿陛下熟思之。”
太宗就怕“败亡”两字，听了长孙无忌一番话，只得连连点头，打消了更立储君的念头。
贞观十八年(644年)夏四月，太宗驾御两仪殿，皇太子侍立，太宗问群臣道：
“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司徒长孙无忌首先出班奏称：
“太子虽不出宫门，天下无不钦仰圣德。”
第一重臣长孙无忌发了话，别的大臣也纷纷跟着唱贺道：“太子仁厚，天下共知，实乃守成之良主!”
太宗显得颇不以为然，说：“我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云：‘生子如láng，犹恐如羊;生女如鼠，犹恐如虎。’冀治稍壮，自不同耳。”
长孙无忌端了端袖子，又上前一步奏对道：“陛下神武，乃拨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成之德;趣尚虽异，务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
听了无忌一番话，太宗方始欢喜，眉开眼笑，频频点头，他爱抚地望着一旁温文尔雅的李治，心说，这太子一位就给定他了，说什么也不再换了。
为了进一步巩固李治的太子之位，保证太子将来顺利接班，太宗下诏将李承乾送于黔州安置，顺阳王李泰于均州安置。并召来吴王李恪，当面予以训诫：
“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天下之法不可私。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霍光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
李恪也是个聪明的王子，心下明白父皇的意思，再说自己也没有多少谋储嗣之位的意思，因此唯唯诺诺，叩首对父皇说：“父王圣明，儿臣自当谨慎。”
该徙迁的徙迁，该训诫的训诫，做完这些，太宗也觉少许伤感，对臣下说：“父子之情，出于自然。朕今与子生离，亦何心自处!然朕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宁，私情亦可割耳。”太宗又抹着眼泪，拿出李泰的上表，摇摇给近臣看，而后说道：“泰诚为俊才，朕心念之，众卿听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断之以义，使之居外者，亦所以两全之耳。”
天又热了，太宗来到京兆鄠县东南三十里的太平宫，太平宫亦是隋朝留下来的旧宫，太宗观其沧桑兴衰，有感而发，对侍臣说：
“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
长孙无忌等人忙说：“陛下无失!”
散骑常侍刘洎一向性格坚贞，当即指出：
“往昔陛下临朝，曾道：‘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成行尝上书道：‘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陛下嘉纳，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皆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非所以广开言路也。”
中书侍郎马周也跟着奏道：“比来陛下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
太宗听了，默默无语，半晌才点了一下头说：“朕性格倔qiáng，又喜爱文学，喜欢才辩，君臣凡有奏对，朕总是引古证今驳他。这是朕的一个小毛病。”
散朝后，刘洎又奋笔疾书，就太宗的这个“小毛病”上书谏道：“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悬殊，不可伦比。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勉，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以慈颜，凝旒而听其言，虚怀以纳其说，犹恐臣下未敢尽对，况动神机，纵天辩，以折其理，引古以非其议，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损心，多语伤气，内损心气，外劳神形，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宜为性好自伤!至如秦政qiáng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此辩才之累也。”
刘洎话说到了太宗的脸上，但句句是真，太宗览表，思量了一番，自我检讨了一番，乃提笔以飞白书答刘洎：
“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神形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刘洎得了太宗飞白书，喜不自胜，珍宝一样地珍藏起来，常在夜深人静时拿在灯下观看。太宗飞白书笔走龙蛇，见神见气，非同寻常，岑文本曾赋诗一首赞曰：
奉述飞白书势
六文开玉篆，八体曜银书。
飞毫列锦绣，拂索起龙鱼。
凤举崩云绝，鸾惊游雾疏。
别有临池草，思沾垂露余。
◎三
贞观十七年(643年)六月丁亥日，太常丞邓素出使高丽回来，言高丽国内新王当政，局面混乱，不大理会大唐皇帝的诏书。邓素建议再派些戍兵增守怀远镇，以bī高丽。太宗听了邓素的建议，摇摇头说：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之、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
话虽这么说，但高丽等国的问题，决不是“修文德”所能解决的，早在贞观初年，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就不断地发生战争，你打我，我打你，纵横捭阖。三国又都奉唐为天朝大国，尤其是处在南部偏东的新罗与唐友善，受高丽、百济的联合夹攻，常常遣使向唐求援。太宗在中国为根本，四夷为枝叶的前提下，数次遣使派发诏书前去调解，效果都不是很大。
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国亲王名盖苏文者，自云生水中以惑众，性格残bào。国王高建武与诸大臣议诛之，盖苏文事先察觉，诈言大阅兵，列馔具请诸大臣前去视察，大臣到后，悉数被杀。盖苏文又驰兵入宫杀高建武，肢解其尸投入yīn沟内。乃更立高建武弟弟的儿子高藏为王，盖苏文则自为莫离支，相当于中书令兼兵部尚书，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盖苏文相貌堂堂，美髯飘飘，冠服皆饰以金，腰佩玉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常踩王亲大臣的肩背上马，出入列兵，如láng似虎，有行人来不及躲闪，只好跳入河中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