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他们暂时进来一下就走的，岂知就在这里驻扎下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打听到我们楼下空着，就擅自进来住。后来才知道这是建工队的一支造反派，把我们楼下作为一个据点。
他们中有几个人常要到楼上来上厕所，这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妈妈很担心爸爸的安全。
“一吟，你去说说看，能不能叫他们用楼下的厕所?”
我硬着头皮下楼去。先问清了谁是头头，谈判就开始了。我按事先想好的策略，先表示欢迎他们来我们楼下住，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然后进入正题。我说，我们一家除了爸爸以外，都是女人，你们上楼来用厕所，多有不便。楼下也有一个厕所。如果你们嫌脏，我们可以打扫gān净。对你们来说，也省得爬楼梯了。如此等等说了一通。那头头还算通情达理，跟我聊起天来，问了一些爸爸的情况。我怀疑他们上楼来用厕所可能是想张望一下，看看名画家丰子恺是怎么个长相。这件事总算太平地过去了。有了他们在楼下，我家还平安些呢。
若gān年以后，我在淮海路新华书店买书，有一个人向我打招呼。我这个人，认人的能力极差。我望着他发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建工队的，‘文革”期间到你们楼下住过。”
“啊，想起来了!对不起，我健忘。”
彼此寒暄了一番。造反派里极大多数人是正常的人。只有极少数是残酷的，狂妄的。
…………
我们二楼有前后两间，前间又自己隔成东西两间。住得还算宽舒。可是有一天，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画院的造反派。他们提出要暂借我们二楼后房办公。说是暂借，谁知道住多久。
那时正好新枚和好猫在家。我至今还记得新枚瞪出了两只眼睛，脸涨得通红。我真怕他当场发作。有造反派为贴邻，对爸爸自然是极大的威胁。但我们哪敢不答应。他们看见我们慡脆地答应了，就吩咐我们清理一下后房的细软，给他们留下家具，转身下楼了。
谁知他们还没走下楼梯，新枚就大发雷霆，敲台拍桌。我们要劝住他，已来不及。那两个造反派已闻声回到楼上来。
空气凝住了。一场恶性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
“怎么?对我们不满意吗?”
这时我要感谢新枚，他总算抑制住，没吭声。
但更要感谢我那聪明善良而又机灵的弟媳急中生智，马上对他们说：“跟你们没关系。我们夫妻吵架，你们来以前我们就在吵了。他看见你们一走，就又吵了。没你们的事!对不起!对不起!”
这一席话挽救了爸爸，更挽救了新枚。如果被造反派戳穿了，他们不但要为此批斗爸爸，对新枚也决不会罢休。那个时代，只要一通知新枚单位，新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造反派一听说是夫妻吵架的继续，倒也很像，就下楼离开我们家走了。
好一个聪明的好猫!新枚的命运，就在她说了这几句话后转危为安了!
其实好猫不止这一次扭转了新枚的命运。她从天津调到石家庄和新枚团圆后，新枚赶末班车(当时考研的极限年龄正好是40岁)去北京考研究生，也是她出的主意。否则，他们后来可能一直留在石家庄，无由返回江南，新枚更谈不上去香港。
说起去香港，又有好猫的一功。在当研究生的三年里，由于新枚外语好，而且懂好几国语言(英、俄、日、德、法)，屡屡被派出国。其中一次竟是派到德国去进修专利。据新枚说，那时专利这一行在国内还是空白，德方提出可派人去进修，我国就派了几个对专利还不熟悉的人去，其中就有新枚。新枚学习一向认真，得了一个文凭回来。但从此就不碰专利了。
新枚夫妇回杭州后，和他一起在德国进修过专利的一个朋友从香港写信来，说我国驻香港的永新专利公司需要人才。那人就推荐高才生丰新枚。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是新枚向计算机研究所领导提出要去香港工作，领导一口回绝。新枚是个不会转弯的人，回来对好猫说一声“不成功”就算数了。可好猫不肯罢休，她去新枚单位软磨硬缠，居然被她说成功了。所以我们总说好猫有“帮夫运”。
可是天下的事神秘难测。如果他们走了另一条路，不知后来又是什么结局。
唉!人好像真的是有命运在主宰着。好猫这一生似乎就是为新枚活着的。她患癌后，来上海治疗，我虽然照顾了她两年，总觉得还欠她的情。好猫真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燃烧了自己，幸福了别人。
…………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吧。后来，楼下来了新房客。
我曾保存着一张发票，是1968年3月13日我家卖菜橱的日子。凭这张发票，可以断定楼下几家新房客是这日子以前陆续进来的。为什么呢?只因房客中有一个复员军人很厉害，一搬进来就在厨房里贴上一张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指着纱橱对英娥阿姨气势汹汹地说：
“把这搬掉!现在厨房是大家共用的了，不是你们一家的。快搬掉!”
英娥阿姨唯唯诺诺了一下，连忙上楼来找我。她两目睁圆，一脸紧张，好像发生了大事。等到我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和爸妈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卖掉这口橱。
“那橱里的东西放到哪里去?这么多碗!”英娥阿姨显然舍不得。是啊，她已跟了我们十多年了，而且她的工作主要就是厨房里。要卖掉这口橱，就像要卖掉她自己的家具一样舍不得。
“现在这房子里住的已不止我们一家，”爸爸晓以大义，“我们的碗橱占地方确实太多了。我们就把它卖掉吧。里面的东西jīng简一下。抗战八年，我们到处流làng，哪有这么大的碗橱，日子不也过了吗。”
“我去旧货商店跑一趟，叫他们来运走。”
英娥阿姨听见我这样说，显然已无可挽回，只好惋惜地不声不响下楼去了。
我们在福州路时，住的房子虽然差，倒是独家独院。这里本来也是独家独院，而且房子好得多。想不到住了十几年，变成了一房四家。我们小心翼翼地对付那个穿军装的人，后来倒也相安无事。其他几家新房客都是很客气的。
爸爸1975年去世后三年我们搬离日月楼。开头几年我有事回旧居去转转时，还能看到墙上乱七八糟写着的“打倒丰子恺”之类的字。后来渐渐看不清了。再后来，院子外面装了些低低的围栏。大门上由卢湾区旅游管理办公室出面订了一块铁牌子，上面写着“丰子恺曾在此居住”。再后来，卢湾区文化局隆重地在门口举行了一个重新挂牌的仪式(几家房客仍住在里面)。家属们也到场，弟弟还代表家属发了言。日月楼的门口又恢复了光彩。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到了1968年，被拖来拖去批斗已两年了，竟还要对爸爸举行一次专场批斗会。
真是岂有此理!
我和宝姐接到通知后，终日惶惑不安。不去是不可能的，又要被指责为“没有和父亲划清界线”。去吧，又怎能忍心看自己的爸爸在台上被斗。爸爸被斗虽然已无数次，但我们从未亲眼见过。这回定要我们亲眼去看他“受刑”，实在太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