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坐着，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来，说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赶快给她找地方，找到一眼还没有陷塌的地窝子，烧了一堆棱棱柴，就成了产房。我当时任妇女gān事，就叫我接生。
产妇正在生产，bào雨又来了，火淋熄了，水从上面往下灌，地窝子里的水则往上涨。她先是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还没完，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些人负责从地窝子里往外舀水，一些人则想办法为产妇遮风挡雨，但可能是条件太差，三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女人则伤心得一次次昏了过去。其实，所有在场的人，都为那三个孩子伤心落泪。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产呀，戈壁滩上的抽泣声和哭声响成了一片，那种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年十月，全师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丈夫去额敏县铁厂沟炼钢铁。我随后也去了那里。我当时已怀了第二个孩子，我就这样怀着一个，还抱着老大，坐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车，“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额敏，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铁厂沟。
铁厂沟位于离额敏县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扎伊尔山脉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矿把山体挖得癞癞疤疤的，到处立着一些土炼铁炉。那里除了几顶哈萨克人的帐篷外，没有一间房子，仍是住地窝子和岩dòng。
那条山沟yīn冷cháo湿，一位哈萨克老太太觉得这样对孕妇和孩子都不好，就让我到她家的帐篷里住。
我来到铁厂沟后，工作就是给炼钢的职工做饭。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刚把馍馍上笼，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帐篷去，刚进帐篷，娃娃就掉下来了。
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2)
唐纪玉：“五类分子”(1)
唐纪玉：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的地方
我是长沙人，1937年8月出生，七岁学湘戏，1949年解放后，就失学了，然后进了茶叶厂当工人。
当时参军按说年龄是不够的，但我学过湘剧，因而考上了幼年文工队。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师文工队，一边生产，一边演唱京戏。虽然很苦，但因为年龄小，大家都挺照顾，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面临婚姻生子、上学提gān这一类问题，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我们湖南女兵大多是城里来的，很少参加过生产劳动，劳动中闹了不少笑话。有些人分不清麦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时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为甜瓜是花皮的，叶子也就是花的，以为西瓜是圆的，叶子也就是圆的，所以让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让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还有什么是砍土镘、抬把子、二牛抬杠等都搞不清楚。
有人说新疆不能种棉花，1952年，我们师就在玛纳斯河畔试种棉花成功。从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国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苏联专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进行棉花“脱裤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结棉桃的“油条”。晚上，连长召集全连同志作动员，先介绍棉花“脱裤腿”的意义及管理技术，最后制定了严格的技术要求。他说，棉花地脱裤腿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把裤腿脱得gāngān净净，绝不留尾巴，新来的湖南姑娘没有做过这项工作，要虚心学习，多请教男同志，男同志有经验有技术，要积极主动帮助新来的湖南姑娘把裤腿脱gān净……
会后，一位湖南姑娘哭着鼻子气冲冲地去质问指导员，新社会还兴压迫人吗?
指导员一时愣住了，到后来才听明白她的意思。他笑着解释道，那是给棉花脱裤腿，打“油条”，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
这时，围拢来的湖南姑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开头住地窝子时，因为它跟地面相平，有时早出晚归，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有的战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进地窝子里，吓人一跳。还有老乡赶着毛驴车，连车带人带毛驴掉进地窝子的。有一次，文工队有个女兵就这样掉进了地窝子，正好落在战士chuáng上。刚刚看完节目回到地窝子的战士一愣，“哗”地乐了。一个战士开玩笑说，这不是文工队的演员吗?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来”呀!
还有个关于地窝子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四团四连，该连有个班长姓刘，甘肃人，他母亲五十四岁时生他，就给他取名刘五十四。1947年，他结婚不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来到新疆。起义后成了解放军，家里的成了军属。1953年，妻子来部队找他，到连队时天已黑了，便住进了地窝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进的地窝子，煤油灯豆大的亮，没感觉到地窝子是个什么东西。早上起来一见房子没有，还以为自己是在梦游。掐了自己一把，觉得自己是醒着的。她一边找，一边想，这房子到哪里去了?这些人都住哪里去了?
刘五十四见妻子半天没回来，就出去找她。两人回到地窝子进口，妻子停住了，说啥也不进去，她指着地窝子说，这是什么房子，还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子，我怕蛇，我不进去。
刘五十四一听笑了，女人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找到指导员，说，我这么远到新疆来找解放军丈夫，你们好坏总得给间房子吧，怎么能让我们住洋芋蛋窖子呢?咱家虽那么穷，但老八辈下来也没人住过这样的房子。
指导员又是讲形势，又是摆难处，说了半天，她才进了地窝子。她后来在地窝子里生了一个白胖儿子，小名儿就叫“地窝子”。那小子长大了，取了学名叫刘建新，虽然后来当了老师，但人们还叫他“刘地窝子”。
在那个年代，命运不是自己能主宰的，而是由他人qiáng加给你的。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是牛鬼蛇神，而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头天还属于革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
集体转业后，师文工队解散，我分到总场，在总场演出队待了两年。我那时还一直梦想着做一个梅兰芳那样的京剧大师，梦想着成为艺术家。还成天琢磨着坐练唱打。我没想到，十八岁那年，我与演出队的演员，也是我原来的丈夫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请假回湖南给孩子治病。因为大老远回去，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几天假，待我回来，场领导已把我从二级职工降为零工。后来因为表现好，又恢复为职工，但降了级。没过多久，突然宣布我为“五类分子”。我感到非常吃惊。我去质问领导，我说，我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右派”和反gemin，我怎么成了“五类分子”?
你已被定为坏人。那位领导蛮横得很。
我哪里坏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问革命群众吧!
可是，谁会告诉我呢?
以后就是被斗、关押、打骂，那时虽没有后来的“文革”那么厉害，但我毕竟才是二十岁出头的人，平白无故地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心里怎么想得通呢?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到湖南去死。我得最后见我妈一面。我想离开这里回到老家去，就像一个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