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_习仲勋传编委会【完结】(123)

2019-03-10  作者|标签:习仲勋传编委会

  为了统一党内gān部的思想认识,切实开好这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会议要解决的事项。习仲勋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题为《贯彻三中全会的jīng神》的总结讲话,qiáng调了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及土地改革、财经工作等问题。

  七月七日,习仲勋又召集准备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中共党员gān部开会,作了《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他告诫各级党员gān部,要克服过去在情况比较单纯的“小天地”中养成的比较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适应变化了的工作环境,把现已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他说:个人的某些习惯和作风必须服从党的原则和工作需要;团结党外人士不等于不提意见,提意见也不等于不团结。“要做到实际的真正的团结,首要一条就是使人家能够愿意讲出自己的意见。我们这次邀请了许多人来参加会,就是为的要他们将满腹牢骚当我们面前发泄出来,要他们将各种意见都向我们提出来”。他qiáng调在同党外人士合作中,“必须采取诚恳谦虚的态度,检讨工作既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既要讲好的,也要讲坏的;正确估量和实事求是,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要“有负责jīng神,重言诺,能办到的才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将来可以办而暂时办不到的就讲清道理”。他说:“对党外人士光奉承不批评,是迁就主义;光斗争不团结,是关门主义。我们要摒弃这两种偏向,采取正确态度。”“我们的原则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事无大小,都应当做政治问题看待,力求做好。” 他最后叮嘱党员gān部要按时到会,按时散会,这点党外人士很重视。

  在习仲勋和彭德怀等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的悉心指导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七月十日在西安群众堂隆重开幕。会议以“继续巩固各族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反封建统一战线”等为指针,特别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三十四人和各民族代表及各部门、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一百三十六人,特约旁听者一百六十八人,“共计四百一十五人,其中回、蒙、藏、维、哈、撒(撒拉族)、乌(乌孜别克族)、土(土族)、柯(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约占五分之一。这种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为西北历来所没有,因此会议的情绪也显得更为紧张热烈”。

  大会本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jīng神,在肯定五个月来工作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检讨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各省、各部领导人在会议的报告中,都主动地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检讨和自我批评,对今后工作提出改进意见,使与会的民主人士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勇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确是为了做好工作”。“会议进行的方法是先提出报告,再进行分组讨论(小组讨论为主要的方式,占了七天会议的一半时间),然后把意见集中到大会讨论,做出决议”。为了启发和鼓励党外人士充分发表意见,会前将甘肃省兰州市民主人士杨慎之写给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封信,原原本本地印发给各委员及列席人员。这封信反映了中共基层gān部在认购公债、征税等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时称“万言书”,其中不乏激愤之词。此信的印发“减除了许多人讲话的顾虑”。由第十八章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上)于这些举措,会议气氛十分民主。“有的意见大都讲出来了,有些人会前存在的一些疑虑也消释了,一致认为会议开得很民主,问题解决得很具体,领导人虚心诚恳。有的人说:‘七天会议顶上几个月学校。”

  这次会议取得了极大成功,真正开成了一个实行统一战线、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基本实现了习仲勋在会前的设想。特别是与会代表根据各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所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反响很大。西北军政委员会及各部门认真贯彻会议jīng神和研究落实这些提案,使各项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

  会上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有四件涉及工商业中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问题,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十分重视,列为重点提案认真研究,八月初下发了落实意见,饬令各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抓好落实。陕西等省根据提案建议,广泛开展职工业余教育,开办了十六个职工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职工达三千六百余人,还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订立集体合同,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对劳资双方进行教育,“基本上扭转了部分工人片面要求福利的观点,端正了‘面向生产’的新劳动态度,教育纠正了某些资方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怀疑顾虑态度,使劳资关系基本上纳入正轨”。甘肃省按照提案建议,“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在各行业中展开广泛的学习运动”,向工商业者及工人、店员和学徒进行广泛深人的宣传,“普遍提高了劳资双方的政治觉悟,更由于工会的教育说服,纠正了部分工人的盲目翻身、单纯福利观点及报复心理。资方解除了很多顾虑,如怕清算、怕斗争、怕加税、怕没收,及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忧虑、装窘,不敢拿出资本投向生产的情绪。劳资双方对政府的‘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后,资方谅解,劳方觉悟,化猜忌而为团结,双方步调逐渐趋于一致,都认识到了唯有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才对双方有利”。兰州市半年多时间解决大小劳资纠纷二百九十余件,纠正了公私关系上存在的矛盾,确定了公私经营范围、地区范围、零售范围,并通过加工订货、贷款、组织联运联销等办法,具体扶助私营企业,稳定了社会各阶层。

  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最重要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共识。刚一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就讨论制定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一九五〇年七月,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讲话和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jīng神时,都qiáng调了这一问题。他说:“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因为西北是多民族的地区,必须重视民族问题,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细节,都不应认为是技术问题,而要看做政治问题以严肃态度对待”。他指出:在民族工作中,必须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地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大批培养少数民族gān部,各省要有计划地办好民族gān部学校;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切实尊重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工作中都要照顾民族特点,“不要过分地、不适当地qiáng调阶级矛盾,否则就是民族矛盾”。他颇有远见地说:“全世界有三亿人信仰伊斯兰教,我们工作做好了,在东方亚洲影响很大。总之,民族工作不要急”,“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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