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出席各族委员二十七人，各族列席者七十五人，西安各机关gān部及民主党派列席者七十五人，与会委员和列席人士多为各族过去的当权者和宗教职业家(王公、贵族、千百户、阿訇、活佛、教主、起义军官、地主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极少数。”彭德怀、习仲勋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多次接见各族委员和人士，几次莅会讲话”。习仲勋在开幕讲话中指出：随着西北各地的解放，西北各民族过去相互仇杀的历史已经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历史，我们应该珍爱这一翻天覆地的各民族新历史的开端。
会议初步检讨了解放以来的民族工作，广泛宣传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确定了西北民族工作的方针、步骤和任务，使到会的各民族人士和gān部了解了工作情况，明确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的任务，并适当批评了某些不正确的观点，奠定了开展民族工作的基础。会议对重大问题采取“有计划的个别深谈方式，多则谈过七八次”，“在小组会上着重届发他们发言，对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及时解释，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地进行了检讨”，“基本上消除了与会者各种疑虑，他们在开会之前疑虑很多，甚至恐惧，思想非常庞杂，但参加会议过程中，各种疑虑逐渐消释或大为减少，敢于大胆发言，积极提议案，并认为在大会讲话是政治地位，因而争先讲话”，“对区域自治，联合政权，宗教等主要政策都在大体上得到比较明确的一致认识。”
七月二十七日，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习仲勋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再次qiáng调民族团结问题，指出：由各民族人士来商讨各民族的大事，是解决各民族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民族团结是一切之本，希望到会的各民族人士把西北各民族的事业办好。为了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带有西北各民族代表会议性质的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每半年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先后开了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一九五二年chūn召开第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全体委员还列席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三次会议，习仲勋都出席并作了讲话，还分别与委员谈话，有的还进行了长时间jiāo谈。他经常就民族工作做出指示，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民委协同各业务部门对民族工作定期检查指导。
当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gān部还没有培养起来，党的影响还比较薄弱，群众觉悟也不高;相反，由于历史原因和宗教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公、贵族、千百户和活佛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很大。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民族地区的各级gān部，主动团结上层分子，在阻力较小的条件下开展群众工作。习仲勋qiáng调：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应过早qiáng调阶级矛盾和社会改革”。按照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和任务，各级政府一方面在政治上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筹政策，一方面在组织上安置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各民族的关系日益融洽。
为了加qiáng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习仲勋还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这期间，他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jiāo往频繁，成为朋友，与他们讲形势，谈工作，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其中，他与藏族上层人士huáng正清几十年的友谊堪称楷模。
huáng正清，四川顺化(今理塘)人，在藏族群众中有极大的影响。一九二。年chūn，他随甘肃拉卜楞寺第五世活佛嘉木样(huáng正清的二弟)迁至拉卜楞寺(今甘肃省夏河县境内)，后任拉卜楞寺保安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一九四九年八月率部起义。他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由相识到相知。huáng正清说：“彭总、贺龙和习仲勋的高雅举止，侃侃而谈，热情友好的气氛，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对比之下使我看到国民党大长官盛气凌人和我受到的鄙夷和凌r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是满口陕西关中话的习仲勋，使他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格外亲切的大西北乡情。在工作中，习仲勋对huáng正清充分信任，总是给以热情鼓励，huáng正清随时都能到习仲勋那里汇报工作，jiāo流思想。习仲勋也在大的任务来临之时，当面征求huáng正清的意见，并鼓励他大胆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huáng正清把习仲勋看做是“藏胞心目中的亲人”，直至习仲勋到北京工作，两人仍然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四十年后，huáng正清撰文回忆他同习仲勋这段jiāo往时，激动地说：“回想起在西安、甘肃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无时不得到他的关怀，每个重大工作环节无不得到他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我真感到荣幸和快乐。工作之余，我是他家的常客，时常一起谈论形势，谈祖国建设和统一事业，也谈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有时谈天说地，聊人生追求和家庭趣事。谈到高兴时候，我们一块儿欢笑同乐;有时我给他讲藏族人民对抗马家军阀bàonüè的斗争史。当汇报藏区农牧业生产、人民生活、民族宗教工作等情况时，他是那样地认真倾听，时而还记笔记。每每说到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贫穷落后的时候，他深情地说：‘是啊!共产党要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各民族共同过好日子，民族地区太落后了，这就需要我们加快那里的经济建设。”’【贺氏藏书·刘大海jīng校】
习仲勋和党外民族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见，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除huáng正清外，他还结jiāo了许多党内外朋友和知名人士，如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古阿拉善旗的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震武、马腾霭、邢肇棠，陕西的杨明轩、赵寿山，甘肃的邓宝珊、马鸿宾，还有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张治中等。“他们都是在习书记的关心帮助下，为党为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邓宝珊一次同毛泽东谈到习仲勋时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非常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
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重要一环是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的基本群众。习仲勋在一九五。年底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劳动群众中，建立直接联系，逐渐把他们发动起来。”他们认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广泛争取和安置，对下层群众则需多从经济上想办法，“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地帮助群众去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经过这些具体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劳动群众中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这一步更艰苦，时间也长，并且绝不能放松”。毛泽东很赞同他们的意见，很快把这份报告转发给各大区负责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