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文明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薰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品行端方,为官清廉,很有素养的父亲严格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司马池对子女的家教很严,他有3个儿子,司马光最小,但他并不溺爱,从小就注意从多方面进行严格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诚实、节俭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有一次,司马光想吃青胡桃,姐姐给他剥皮,没有剥开,就走开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仆先用开水汤了一会儿,就剥开了,后来姐姐走来,问他是谁剥开的,司马光谎称是自己剥开的.这话被父亲听到了,便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子何得谩语!"此后,他再也不说假话了.这时他只有五岁.许多年后,司马光做了官,有人问他待人律己以何为重?他答的是一个"诚"字,再问他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做起.由于他以诚为一生处事的信条,后来的朱熹说他是"脚踏实地之人"(朱高《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书,还常常讲些少年有为,勤奋好学的人的事迹来鼓励他努力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开始读书时,他不懂书中的意思,记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还不会,于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参加游戏活动,独自苦读,直到烂熟为止.他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滚动,他便立刻起来,开始读书.7岁时开始学习《左氏chūn秋》,"大爱之",刚听老师讲完,便讲给家里人听,"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寒渴暑."(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这样,他到15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两汉风."(同上)并且学得很扎实,以至"终身不忘".到成年以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尽量不放过一点学习时间,甚至在马上,或夜不成寐之时,他不是读书,就是思考问题.
他在学习上不只是死记硬背,更能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坚持了"朝诵之,夕思之"的诵读与理解并重的方法.司马光从勤读善思中产生了学习的癖好,这在他后来的一首诗中写道:"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实,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待趣,自可忘寝餐."(《传家集》卷2)由于他勤于思考,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聪明和才华,在他7岁时,一天同几个小孩在院子里玩,院子里放着一日盛满了水的大缸,伙伴们正玩得高兴时,一个爬上大缸的小孩不小心掉入了缸中,其他的小孩看到这种情景,吓得纷纷跑掉.这时,只有司马光十分冷静,他搬起一块石头,击破大缸,水流出来后,那小孩便得救了.这件事很快被传布出来,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在京都(开封)、洛阳一带广为流传.
司马光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在他父亲的节俭之风影响之下,从小就不喜华靡,大人给他金银美服,他不愿接受.以至考中进士,去参加闻喜宴时,别人都戴了花,他却不戴,当时一个同年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违抗,他才戴上.以后他做了大官,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俭朴作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节俭作风在司马光身上确是事实,人们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到,他用的稿纸竟是用过的废纸,是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凉gān后再写书稿.这种节约的作风在封建士大夫中确实罕见,直到晚年,他还给儿子写了《训俭示康》,对儿子进行廉洁俭朴的教育.
他在这封书信中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充腹.他举出历史上许多以俭朴而成大业,扬名后世和因奢侈而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的事例,说明"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告诫司马康坚持俭朴的家风.作为一个读书之人,司马光对书籍十分珍爱,翻阅时小心谨慎,生怕弄脏弄坏,天气好的时候,还取出去凉晒,因此,被他翻读了几十年,仍保存得完好如新.他训告儿子说:"商贾收藏的是金钱货币,我们儒生只不过有些书籍而已."这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也为读书人树立了榜样.当然,司马光的检朴之风,比之千百万劳动人民,不可同日而语.
只是比他同一阶级的许多人简朴得多一些,可这仍然是值得学习和称赞的.
二、宦游三十余载 忠直清正敢进言
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中级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享有补官的特权,司马光的父亲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15岁的司马光就得到了恩补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为将作监主簿.这个职位是很低的小官,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做,他一面以学习为主,一面gān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锻炼.
但是,受恩补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视,胸怀大志,饱读经书的司马光,毕竟不是平庸之辈,宋仁宗宝元元年(1.38年)三月,刚满20岁的司马光便一举高中进土甲科,显示了他自幼刻苦学习而造就成才的丰硕成果.这样年轻就中了进士,在当时是少见的.中进士后,朝廷授他以奉礼郎,华州判官之职,他在华州任职不到一年,又随他父亲到苏州做官,不久母亲、父亲相继病逝,他按制度服丧数年,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结束了五年的丁忧闲居生活,继续做官,庆历四年担任了武成军(今河南滑县)判官之职,次年改任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治所在今河南东)县事,在那里一年多就得到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美誉,在此期间,他还利用政务之暇读了许多典籍,写出了历史论文数十篇.自此以后,他更加热爱史学,集中jīng力研究历史,用他敏捷的才思评议历史人物和事件,意图从中探索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得失之道.
庆历五年(1045年),27岁的司马光被调到京城作官,改授为大理寺评事,补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亲生前好友、当时任宰相的庞籍推荐担任了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寺礼院.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图书典籍工作的职务,这对爱好经史的司马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务,为他借阅朝廷秘阁藏书提供了方便,对于他经史研究十分有利.在这期间,他写了《古文孝经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集体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子的书加以考订印行,不致使先贤之经典湮没不传.在同知太常寺礼院的职事中,他对于维护封建礼法制度也很认真负责.
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又在庞籍的推荐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他从此担任了史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更专心致志地研究史学,探求先贤治国之道,联系当时政治实际取得了很大成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以后,他与当时很有名的官僚学者欧阳修、王安石、范镇、宋敏等人有了很好的友谊,他们之间志趣相投,使司马光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很多教益.这时由于多次举荐他的庞籍失去相位,出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知州司马光也被调离朝廷,作了庞籍的助手,出任郓州学典,再升任该州通判.第二年冬,他又随庞籍去并州冲太原市)任通判.
在并州期间,司马光感到自己官职卑小,不能在皇帝身边施展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负,写了一首送友人的诗,其中说:
我今三十余,汩没无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