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也就qiáng调了中国文化的宗教意义.我则认为中国文化原亦有宗教性,也不反宗教;然从chūn秋时代起就逐渐从宗教中脱出,在人的生命中实现,不必回头走.便把唐先生这部分也改了.改了以后寄还给唐先生.唐先生接纳了我的第一项意见,第二项则未接受."(《徐复观传记资料》〈一〉).
经过反复磋商,达成基本共识后,遂于1958年元旦在香港的《民主评论》和台湾的《再生》杂志上同时发表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唐君毅四人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此《宣言》被港台学术界称为"研究当代新儒家性格及其基本方向的最重要文献."
《宣言》洋洋洒洒四万余言,非常广泛地论及了中国文化的注释方法、jīng神生命、超越意义及未来发展途径等多方面的问题.《宣言》首先qiáng调了中国文化问题自有其世界意义和重要性,批判了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古埃及、古波斯等已死的博物馆文明而用考证古董、解剖死尸的心态和方法对待它.《宣言》
饱含感情地指出:研究中国文化,首先必须肯定其活的生命之存在,肯定"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jīng神在贯注."必须对历史文化传统怀着"同情"与"敬意"去研究它,了解它,而"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见《宣言》第三节).其次,《宣言》
还着力qiáng调了中国文化中之超越的意蕴,认为它体现了伦理道德、超越情感和宗教jīng神的和谐统一.再次,《宣言》亦承认中国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但这种吸收绝不是外在的qiáng行添加,而必须建立在中国文化理想本身之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宣言》的发表,既体现了唐君毅等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主张和共同立场,同时也标志着他们由是成为了国际哲学家公认的新儒者,60年代以后,港台新儒学得以较大发展,并且影响日增,今天仍有方兴未艾之势,这与《宣言》的发表即唐、牟诸君的积极倡导不无关系.
1958年,唐君毅又出版了《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共上下两卷.他明确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为中西文化理想的融通建立一理论基础,提出一套文化哲学体系,说明人类一切文化活动都属于一种道德自我或jīng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为此,他一方面试图通过推扩所谓道德自我、jīng神自我之涵义,以说明人文世界之成立;另一方面又力求统摄人文世界于道德自我、jīng神自我之主宰之下,从而达到道德自我、jīng神自我与各种文化活动之融会贯通.唐君毅称他的这种努力乃是"为中西文化理想之会通,建立一理论基础,而为未来之中西文化jīng神之实际的融合,作一铺路之工作."同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人文jīng神之发展》,此书又名《科学、民主建国与道德、宗教》.是继《人文jīng神之重建》而作.后者重在泛论人类人文jīng神之重建,说明一般社会性及世界性之文化理想.而前者则着力于中国人文jīng神今后之发展,内容紧扣中国之建国问题而言,他从中西方人文jīng神之发展历程及科学、民主与中国文化之内在关系等方面,论证了西方的科学jīng神与中国的人文jīng神的冲突是完全可以化解而终将归于一途.
时进60年代,唐君毅的著作方向,乃渐转于哲学本身的研究.这一意图早在他1955年出版的《人文jīng神之重建》中就已明确地表示过.他说:"以后拟少写此类之文章,仍回到比较更切实的学术工作."他认为,"返本开新"的关键,不仅在于对时代病痛的反省与批导,更在于要切实地从疏理整个文化遗产的学术工作做起,庶期开出尔后学术文化乃至政治教育之具体路向.基于这种认识,1961年,他出版了独具新意的两卷本《哲学概论》.他在《自序》中直陈此书之方法与旨趣,"是直接中国哲学之传统,以中国哲学之材料为主,而以西方印度之材料为辅.于问题之分析,求近于英国式之哲学概论.于答案之罗列,求近于美国式之哲学概论.而各问题之诸最后答案,则可配合成一系统,求近德国式之哲学概论.期在大之可证成中国哲学传统中之若gān要义,小之则成一家之言."他一反时人纯以介绍西方哲学为内容的写法,而是熔中、西、印三方面哲学思想于一炉,并给以各家应有之地位.这确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迄今为止,仍是同类著作中独一无二之著作.
自1966年至1975年,唐君毅耗时整整10年,终于完成《中国哲学原论》这本煌煌巨作.全书共分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四部分,共6大册3000多页2000余万字,曾一版再版.《中国哲学原论》摆脱了胡适、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以时代为线索的旧体例,而以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为中心,通过对中国哲学之主要观念进行文字的训诂、义理的辨析以及对其提出、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jīng神和逻辑发展,阐幽发微,博古通今,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里程碑.
1975年,唐君毅出版了《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因感念于"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而大声疾呼华夏族民应"灵根自植",重树雄心,宏扬我中华文明于世界,其文由情及理,以理涵情,读之令人感奋.1976年,他在医院的病榻上最后完成《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并于次年出版.这部长达1200余页的巨著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他在书中一方面解答了形上学与知识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了"生命存在"与"道德自我"之关系.在他看来,"生命存在"涵盖着"道德自我",但绝不等于"道德自我",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他认为,生命存在表现为种种心灵活动(而道德活动仅是一个方面),相对于不同的心灵活动遂有不同的境界.东西方不同的学术派别和宗教派别,都体现了人类心灵活动的不同方面和层次.尽管表现有所不同,但都是同一生命存在的展开.基于这种认识,他依据生命存在之三向,拓展出心灵之九境:初三境为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此三境重在客体,周觉他境,是人之心灵相应于客观境界的个体、事物的共同性相、个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分别形成的;中三境为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此三境重在以主摄客,属自觉境,是人之心灵反省观照主观境界的感觉活动、理解活动及道德理性的实践要求而分别形成的;后三境为信仰上帝的归向一神境、皈依涅槃的我法二空境和以尽心、知性、知天为归趋的天德流行境,三者皆为超自觉境,是人之心灵超越了主客之相对,属"以主为主"的绝对主体境.
在这里,他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归趋的道德实践视为人之心灵的最高境界,从而肯定了道德自我在人类心灵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这充分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儒者的最后立场,此书既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也标志着他哲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完成.
唐君毅是一位仁者型哲学家,一位一生践仁尽性、躬行实践的当代儒者.其一生抱负宏大,常以"天降任于斯人"自省,无论其为学与为人,皆体现着对中华文化及吾族先民所开拓、生活的祖国河山的深深的爱.他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