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_舒大刚/杨世文【完结】(91)

2019-03-10  作者|标签:舒大刚 杨世文

  不久,李翱权知职方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年)六月,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这时,他受到好友李景俭的牵连,被赶出朝廷.李景俭是贞元十五年进士,自命不凡,恃才做物.元和末,宪宗破格提拔他为谏议大夫,他表示愿意将此职让给李翱.不久因得罪萧亻免、段文昌,被贬为建州刺史[注],李翱出为朗州刺史.

  此时是元和十五年七月.[注]穆宗即位,李翱改任舒州刺史[注].

  后来元稹用事,

  将李景俭从建州召回,恢复原职,李翱也回到朝廷,任礼部郎中.

  李翱对自己的才学本来就有些自负.他满以为这次入朝,可以获得知制诰一职,但一直未能如志.因此极为不满,郁郁不乐.有一天他闯入中书省去见当时的宰相李逢吉,当面数落他的过失.谁知李逢吉又不与他计较,李翱心中不安,就向朝廷请求停官.一百天后,有关部门按惯例给他停了官,李逢吉又推举他出任庐州刺史.

  这时是宝历元年正月[注].在任庐州刺史时,遇上大旱,疫病流行,百姓流亡.而权豪势家趁机发不义之财,贱买回屋,牟取bào利,逃避赋税,官府却仍向贫下户征赋.李翱上任后打击豪户,按田产多少征租赋,不许隐瞒.这样,减少了贫下户的负担.

  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李翱被征入朝,授谏议大夫.不久又以本官知制诰.

  太和三年二月,李翱与韦词同拜中书舍人.李翱这次能顺利入朝、顺利长迁,取得自己满意的职位,与韦处厚执政有很大的关系.

  谁知宦途多故,风波难测.当初谏议大夫柏耆将出使沧州军前宣谕,李翱曾赞成此行.不久柏耆因擅入沧州遭到流放,赐死,李翱也因谬举获罪,降为少府少监,后来又被逐出朝廷,任郑州刺史.太和五年十二月,改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使.李翱遭受这次打击,心情极为沉重.他在《与翰林李舍人书》中说:

  翱思逃后祸,所冀存身,惟能休罢,最惬利志,从此永已矣,更无健羡之怀.

  乞得余年,退修至道,上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风,岂止于比二疏尚平子而已!

  他表示自己已厌倦仕宦,想从此归休林泉,修身养性.

  大和七年(833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十二月,李翱被征还朝,任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七月,任检校礼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李翱去世,终年70岁.后来议谥为"文",称为文公.

  李翱一生没有任过什么显赫的官职,政治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他的仕途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他在当时以文章见推,而对后世的影响却在思想上的创造.

  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排击佛教,致力于儒学的复兴.

  李翱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今有《李文公集》18卷,另有他与韩愈合著的《论语笔解》2卷流传于世.他的思想观点主要集中在《复性书》、《从道论》、《命解》、《去佛斋》、《平赋书》、《正位》、《学可进》、《杂说》、《答朱载言》、《与陆亻参书》、《论事流表》、《疏用忠正》、《疏屏jian佞》、《疏改税法》、《疏绝进献》、《疏厚边兵》等文章中.

  二、重文德之治 知生民疾苦

  李翱的政治主张大体上根抵儒家学说,但并不系统.他主要针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情势,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他赞成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李翱生活的时代,正是唐代中央政府与藩镇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时代.

  唐宪宗即位以后,任用裴度为相,平定了当时最骄悍的割据势力——淮西镇吴元济.

  李翱对朝廷的这一举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大唐中兴的先兆.但他认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复制度、兴太平者,文德也."(《新唐书》卷177《李翱传》).

  他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修文德"的六点意见:用忠正、屏佞邪、改税法、绝进献、厚边兵、通雍弊.他认为"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他劝宪宗说:"如不惑近习容悦之司,选用骨鲠正直之臣,与之修复故事而行之,以兴太平,可不劳而功成也".如果不以这六条根本为意,那么大唐中兴就难以成功.李翱向宪宗提出自己的担忧:"若一日不以为事,臣恐大功之后易生逸乐,而君臣进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为宴乐矣,若如此,则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复矣.制度不复,则太平未可以遽至矣."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能将他所提出的这六条完全做到,并保持五年不变,那么五年以后,"臣必知百姓乐康,蕃虏入侍,天垂景星,地涌醴泉,凤凰鸣于山林,麒麟游于苑囿"[注],这是和气感应的结果.在这里,他援据先儒的天人感应说,为自己的主张张目.李翱比较重要的政治主张有这样几点:

  1.用忠正之士,屏jian佞之人.

  李翱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君王是否能够信任大臣,大臣是否能以忠正辅佐君王.忠正是"百行之宗".针对有人感慨忠邪难辨,他认为辨忠邪是有办法的,"能尽言忧国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但忠正之土往往被指责为朋党.

  他指出,"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党类.邪臣嫉而谗之,必且以为相朋党矣."李翱总结历史上的经验,说忠正之士,都是以道德仁义相往来,"邪人嫉而谗之,且以为朋党,用以惑时主之听,从古以来皆有之矣."如两汉的萧望之、周堪、刘向是忠正之士,却被邪臣所胜,汉元帝不能辨别忠邪,任用邪臣,造成汉朝中衰.所以,能讲逆耳之言的,往往是忠臣,君王要能加以分辨,"用忠正而不疑,则功德成"[注].

  李翱认为用忠正就必须屏jian佞,二者是统一的,对忠正之士虽加以任用,如果"杂以邪佞",则太平必不能成.孔子说"远佞人",李翱解释说:言不可以共为国也."李翱认为jian佞之人也并不难于分辨:"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于利己,贪富贵,固荣宠",这类人就是jian佞之徒.而且这类人喜欢用"甘言谄辞"来投合人主之意,"主之所贵,因而贤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则献蓄聚敛剥之计;主好声色则开妖艳郑卫之路;主好神仙则通烧炼变化之术;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顺主之言而奉承之",这类人往往能得到人主的欢心.李翱警告说,君主如果信用jian佞之臣,"大则亡国,小则坏法度而乱生矣",必须加以警惕[注].

  李翱关于忠正jian佞之辨是有所指的.当时朝廷中党争很激烈,唐代后期的朋党政治正在形成,他也难免卷入其中.他用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去分析现实政治中的党争,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2.改革税法,减轻百姓负担.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推行"两税法",代替过去的租庸调制度.到唐宪宗元和末年,这种"两税法"产生了一系列弊病,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从建中初到元和末四十年来税额未变,但物价变化很大.

  当时税户jiāo纳十千线的税额,只需要二匹半绢;而元和末同样jiāo纳十千钱的税额,却要八匹绢.这样,实际上税额增加了三倍,造成"农人日围,末业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无满岁之食."李翱主张改革税制,不再让百姓jiāo钱,而代之以布帛,恢复唐初的租庸调制,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百姓的负担[注].在《平赋书》中,李翱从儒家民本思想出发,认为"四人(民)之苦者莫甚于农人.麦粟布帛,农人之所生也,岁大丰农人犹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灾,则农人先受其害."他同情民间疾苦,主张"善为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者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应先让百姓富足,然后才有可能施行教化.如果百姓不足,就会"视其长上如仇雠",自古危亡之道,皆由于此.他批评重敛百姓的做法说,"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则愈多也."他进一步论证说:"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匾,是谓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他希望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及什一之法,认为"秦灭古法,隳井田,而夏商周之道废",因此作《平赋书》,取"可行于当时者",希望有人推行他这一套主张,目的是要达到百姓富足安康,天下太平的理想境界.这些主张虽然是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设计,而且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翱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特征,而且直到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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