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日常使用的音乐主要是赞呗，或称梵呗。一般分为咏经与歌赞两部分，咏读佛经的称“转读”，歌唱礼佛的称“梵呗”。主要采用七字、五字、四字句式的短偈形式。这些赞颂佛祖、菩萨，咏唱经文、诗赞的独唱、齐唱、合唱，经常用于讲经宣道、朝课暮诵、道场忏法、无遮斋会等仪式。为了让中国人接受，赞呗开始与中国本土音乐结合。
由于梵语与汉语的结构不同，无论用梵音咏汉语，或是用汉语歌梵声，都难相通，所以翻译的经文虽多，但译配的赞呗甚少。关注佛教的陈思王曹植，开始用中国的曲调译配佛教赞呗。由于他对语言和音乐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为推动这一進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推动佛教经典与中国音乐文化结合的重要人物是梁武帝萧衍。他亲制佛曲，把佛教仪式音乐与当时风行的清商乐融合一体。
当然真正使佛教音乐中国化、通俗化的，还是众多寺院中的艺僧。六朝时，许多著名的佛教寺院在佛教节日中利用中国传统的乐舞和百戏弘扬佛法，参与这些活动的有许多著名的艺僧。《洛阳伽蓝记》记载道：当时的首都洛阳市的景乐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嘹亮、谐妙入神。”景明寺千余佛像巡街时，“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服饰
三国两晋时期的服饰，基本上承袭了秦汉旧制。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则出现了各民族间相互吸收、逐渐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提倡穿汉服;另一方面，鲜卑族服装紧身短小，下穿连裆裤，便于活动，在中原广泛流行，传统的深衣形制逐渐消失。
这一时期的服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衫和袍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区别，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子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除衫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
北方少数民族的男子服饰，主要有袴褶和裲裆。袴褶是对战国时流行的一种胡服改進，汉魏时主要用于军队，魏晋以后虽然还作为戎装，但已是民间普遍穿着的便服了。它的特点，主要是衣紧而窄小，长与膝齐;袴管宽松，下长至足。裲裆是一种只有胸、背两片的服装，在肩部用皮制的褡襻连缀，腰间有皮带扎束。这种服装，后世沿袭了很久，称为“背心”或“坎肩”。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進，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
这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两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
纶巾，是幅巾的一种，一般认为以丝带织成。因传说为诸葛亮服用，故名“诸葛巾”。幅巾束守，即不戴冠帽，只以一块帛巾束首，始于东汉后期。一直延续到魏晋，仍十分流行。魏晋时期冠帽也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另外，帽类有几种样式：一种“白高帽”，“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一种“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等等。
文学
* 诗歌和小说
建安七子之后，在文学上有较大成就的是晋、宋之际的陶潜。陶潜，字渊明，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他的代表作是散文《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幸福的世外桃源。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汉代和三国时，七言诗已有一定发展。刘宋时的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又有新的贡献。他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自由换韵，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南方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主要流行于太湖流域)和《西曲歌》(主要流行于江汉地区)为主。这些民歌有个共同特点，即几乎全是情歌。
北朝的民歌较之南方，更有一种大气。如《敕勒歌》：“敕勒川，yīn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chuī草低见牛羊。”只27个字，便描绘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
又如以五言为主的杂诗《木兰辞》，描写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动人故事。由于写作技巧的纯熟，语言的丰富多彩和运用上的别致，使它成为北方民歌中的上乘作品。
在南北朝时代，骈文盛行。骈文是从汉赋发展来的。经晋末宋初颜延之等人的提倡，qiáng调用典和对偶，于是俳(对偶)体逐渐形成。南朝梁时沈约提倡声律，诗文又逐渐向律体转变。到南朝末期，徐陵、庾信等人把骈文发展到高峰，他们专讲形式上的技巧，缺乏实际内容。
由于佛、道的广泛流传，神话和志怪小说也开始兴起。著名的有东晋葛洪的《神仙传》、gān宝的《搜神记》和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内容则属文人轶事，反映了东汉至东晋士族的生活面貌。
* 文学批评
随着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选集专著。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名著。全书共五十篇，系统的论述了各种文章体裁和创作方法，体大思jīng，是前人文学批评的总结性著作。
史学
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和宋范晔的《后汉书》是这一时期史学的代表作。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陈寿吸取魏、吴史书的材料，又自编蜀国史书，编纂成为《三国志》。
陈寿写书时，正当魏晋之际，天下乱离，资料不全，故内容显得不很充实，也没有表和志。但《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南朝宋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下令裴松之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