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_阿城【完结】(9)

解决的方法似乎应该是刑既上大夫也下庶人，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礼呢，则依权力层次递减，也就是越到下层越宽松，生机越多。

你们看我在这里也开起药方来，真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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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读书人总免不了要开药方，各不相同。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北京正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戏剧性场面的那段时期，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抄家，揪斗走资派，著名的街道改换名称。一天中午，我经过西单十字路口，在长安大戏院的旁边有一群人围着，中国永远是有人围着，我也是喜欢围上去搞个明白的俗人，于是围了上去。

原来是张大字报，写的是革命倡议，倡议革命男女群众夏天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要穿长衣长裤，是不是要穿袜子记不清了，我记得是不需要戴帽子。

围着的人都不说话，好像在看一张讣告。我自己大致想象了一下，这不是要大家当落汤jī吗？

游泳穿长衣的革命倡议，还没有出几百年来礼下庶人的恶劣意识，倒是围着的人的不说话，有意思。

像我当时那样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你不提穿长衣游泳，我倒还没有想到原来是露着的，这样一提，真是有鲁迅说的“短袖子”的激发力。我猜当时围着的成年人的不说话，大概都在发挥想象力，顾不上说什么了。我想现在还有许多北京人记得西单的那张大字报吧？

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我们不妨来篇《礼下庶人的湿衣》。

我在美国，看选举中竞选者若有桃色新闻，立刻败掉，一般公民则无所谓，也就是“礼不下庶人”的意思。因此美国有元气的另一个特点是学英雄而少学圣贤。我体会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有英雄的意思，但要求英雄还要有理性，实在太难了，所以虽然教育普及读书人多，可称知识分子的还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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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改造国民性”。

也许有办法改造国民性，比如改变教科书内容曾改变了清末民初的读书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国”，是个稳妥可行的办法，只是中国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过读书改造了自己的“国民性”的大部分读书人，又书生气太重，胸怀新“礼”性，眼里揉不进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导革命。

我在云南的时候，每天扛着个砍刀看热带雨林，明白眼前的这高高低低是亿万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样也不能少，迁一草木而动全林，更不要说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内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后不能恢复，道理都就在这里。

我后来躺在草房里也想通了“取其jīng华，去其糟粕”是一厢情愿，而且它们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都不是，皮、毛到底还是可以分开的。

糟粕、jīng华是一体，世俗社会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们由语言而转化的分别智。

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

所谓悲剧，就是毁掉英雄的宿命，鲁迅懂得的。但终其一生，鲁迅有喜剧，就在于他批判揭露“礼下庶人”的残酷与虚伪，几百年来的统治权力对这种批判总是扑杀的。我在这里讲到鲁迅，可能有被理解为不恭的地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鲁迅永远是先生。

我想来想去，怀疑“改造国民性”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命题是“改造自然”的意识形态的翻版，对于当下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不妨多读一点弦外之音。而且所谓改造国民性，含礼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命运大概在于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处也许就是脱数百年来的礼下庶人，此是我这个晚辈俗人向“五四”并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诸英雄的洒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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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

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

我讲来讲去，无非也是一种“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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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观过了世俗，再来试观中国小说。

“五四”以前的小说一路开列上去不免罗嗦，但总而观之，世俗情态溢于言表。

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

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

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

我读《史记》，是当它小说。史是什么？某年月日，谁杀谁。孔子做《chūn秋》，只是改“杀”为“弑”，弑是臣杀君，于礼不合，一字之易，是为“chūn秋笔法”，但还是史的传统，据实，虽然藏着判断，但不可以有关于行为的想象。

太史公司马迁家传史官，他当然有写史的训练，明白写史的规定，可你们看他却是写来活灵活现，他怎么会看到陈胜年轻时望到大雁飞过而长叹？鸿门宴一场，千古噱谈，太史公被汉武帝割了卵子，心里恨着刘汉诸皇，于是有倾向性的细节出现笔下了。

他也讲到写这书是“发愤”，“发愤”可不是史官应为，却是做小说的动机之一种。

《史记》之前的《战国策》，也可作小说来读，但无疑司马迁是中国小说第一人。同是汉朝的班固，他的功绩是在《汉书》的《艺文志》里列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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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dàng，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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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还有和尚的“俗讲”，就是用白话讲佛的本生故事，一边唱，用来吸引信徒。我们现在看敦煌卷子里的那些俗讲抄本，见得出真正世俗形式的小说初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