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97)

2019-03-10  作者|标签:梁晓声

  看完第二遍《飞镖huáng天霸》,饿了,找了个僻静地方,吃掉两个面包,我就毫不留恋地离开沙头角,出了检查站。检查人员见我手中连个塑料袋都没拎,大大地起了疑心,对我的士兵书包非常之认真地检查,不过字典、身份证、一本《世界之窗》、一包烟。

  他翻我的身份证,朝我笑笑:“作家?”

  我也笑笑。

  “什么都没买?”——他好生奇怪——“这里的金首饰是可以买一两件的。内地不是抢着买吗?”

  我说:“下次来再买吧。”

  沙头角——我没情绪再来了。

  那么一条小破街,没给我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

  我买了一本《世界之窗》,坐在自行车棚——一块砖头上看。跟看自行车的老头儿聊起来,得以混入老头儿的小屋子,殷勤地向他接连敬了两支烟,进而被允许躺在他的小竹榻上。

  枕着我的书包,我睡着了。

  出门在外半个月,那一觉我睡得最安稳、最香甜。

  醒来一问老头儿,五点半多了。赶快告辞,就往相聚的地方跑。老远便见陈大姐焦急地举目四望——晓红又回到沙头角那条街上找我去了……

  她们以为把我丢了呢。

  一会儿,晓红从检查站口出来,为找我找得满头是汗……

  她问我到哪儿去了?

  我说早就出来了。

  陈大姐问我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感想?

  我说在里边看了两遍我们北影拍的《飞镖huáng天霸》,在外边睡了一觉。

  陈大姐顿足道:“嘿,你呀!辜负了老杜一片心意。我看就凭这一点你成不了大作家!”

  晚上,我和晓红冒雨买返回广州的火车票。结果只买到了两张。

  在深圳火车站,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自告奋勇去补票——当日当次的票已卖光。

  陈大姐说可以上车补票。书生气十足的晓红说似乎车站执行规章很严格,不可以的,还是先找站长之类人物批个条才稳妥。晓红她根本不是那种很闯dàng的女性。我也没那股闯dàng劲儿。但我是男的,我想这种事儿应该我去办。作家呀作家,在许多时刻,普遍的总那么不愿说出自己是作家。不说,人家也就没来由地非照顾你一次……

  我又没手表!

  在我对几位像站长其实并不是站长的人磨嘴皮子的时候,那一次列车已进了站。陈大姐对检票的说了几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话,人家也放行了。可是她们又找不到我……

  待我沮丧地回到检票口,列车已开走。

  晓红问:“怎么样?”

  我说:“没门儿!”

  她叹了口气:“唉,你这个男人啊!陈大姐几句话,检票的就高抬贵手了!”

  我说:“那好啊!”

  她说:“好什么啊?陈大姐在车上等,我在这儿等,车已经开走了!陈大姐的票在我这儿,她在车上还得再补一张票……”

  她亮开手掌——两张昨夜冒雨买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湿漉漉的……

  她苦笑道:“都作废了……”

  我惭愧地说:“我真笨……”

  我很惭愧自己在这些方面真是太笨了!

  太多的时候,我们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说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候车室正反复播放着“天上有个太阳”。

  回到广州,老杜告诉我,福建《中篇小说选刊》来电话,请我务必去一次福建,说有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的事要我去尽义务……

  我猜想不到那该是一件什么事。但既然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又是一种义务,那我就去吧……

  于是第二天我告别了广州。

  我也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如果将广州这座城市人格化——那么它使我联想起了当年知青中的一类人——他们或她们,用肥皂箱将自己的铺位与左右相邻铺的位间隔开来。他们或她们,将自己的铺位高高垫起,并且用蚊帐罩着。他们或她们的褥单常洗常换,尽量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洁。但是,哪怕有雨水漏在别人的铺位上,哪怕大宿舍里到处是脏物,他们也仿佛视而不见,他们太“洁身自好”了!开会的时候,他们预先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防止别人坐了,防止别人身上的土落在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上。他们或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愧是个人卫生的模范,但他们或她们心里没有环境卫生这个概念。仿佛他们或她们不是生活在环境之中。仿佛“环境”二字对于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似的。你从这一类当代的知青口中,很难听到“我们宿舍”四个字。你从广州人口中,很难听到“中国”两个字。中国——广州——似乎广州便是广州人的中国了。似乎中国便是广州人的广州了。我甚至怀疑,广州人在国外,是不是会很自然地顺口就说出“我是广州人”,而忘了广州人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这一点?

  广州在跟着一种什么感觉走?

  我预测广州将越来越香港化,广州人的心态越来越港埠人心态。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广州人来说,也将会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了吧?

  中国有十个八个乃至二十几个三十几个香港那样的城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一切人都变成了香港那样的城市里的中国人,亦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港埠之人的心态,则中国,是否只是根本没有香港那种前景的中国人心中之中国了呢?

  上海人是很jīng明的。上海人的jīng明,是一种互相亲亲昵昵的jīng明。这一种亲昵而jīng明的人际关系,使上海人在jiāo往中互不吃亏又互利。上海的历史,训练上海人以这样一种jīng明。它并不讨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习惯于这一点、适应于这一点。甚可能都还有些自我欣赏。

  广州人也是很jīng明的。广州人的jīng明是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jīng明。在这一种关系中,他们检验自己是不是最jīng明的同时也似乎检验了别人是不是个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jīng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广州人因都太想成为最jīng明的人,可能就轻蔑厚道吧?广州人倘与老jian巨滑的外地人打jiāo道,一旦吃亏,也许正会在于轻蔑厚道这一点上。人一般不太对自己轻蔑的对手施展心计。广州人,警惕老jian巨滑的外地人在这一点上钻你们的空子哇!

  到了福建才明白,原来请我在福建的几所中学里作文学报告,顺便推销由海峡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学优秀中篇小说集》……

  既然是“义务”,就好好尽吧!

  于是我在四所重点中学作了四场报告——我并没有喜欢到处作报告的职业病,那纯粹因为是“义务”……

  每场报告后,由我代笔签名,出售几位作家朋友的、版式很高雅的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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